宋泽

“这个民族跪得太久了。让一部分人先站起来，撑起一片自由的天空，让这个古老的民族站立成现代文明的公民社会。为了所有同胞的公正与尊严，为了一个自由幸福的社会，让我们思想！让我们呐喊！让我们奔走！让我们挺直脊梁！让我们站直了，高贵地活着！”——许志永

7月的一天，我见到了宋泽，一个让我惊奇的男生。当时的画面里，我傻傻的站在那，嘴巴张的很大：“你是宋泽？你是宋泽吗？”宋泽无奈的笑笑：“照片上的我看着很老，所以才留起头发来。”不错，留起头发的宋泽跟印象中看到的那张照片完全是两个人。一个年轻，朝气，自信的笑容面对着你，从容不迫的举止，略带点口音的普通话，都让你从心底感到温暖。我们两个在附近找了一家饭馆，从六点多我们一直聊到了十点，当我们谈到眼下的社会时，当他听到我的见解后，笑的很贱：“怎么你的想法跟许博士的这么相同，你们两个的看法和言论基本一致，你真应该早认识许博士。”

我有些嗤之以鼻：“思想是我自己的，难道因为跟许博士的相同，我就要膜拜他吗？”

宋泽有些又好气又好笑的看着我：“你的这个性格怎么也跟许博士的一样，你以前看过他的文章吗？”

我老老实实的说：“没有看到过，我以前根本不了解你们。”

“那你怎么加入义工的？”

“是你在微博上发起的招募义工，营救四君子筹款，我看到了，想着总要做点事，所以就参加了。”

“你以前对我们的事一点都不知道吗？那为什么会信任我们？”

“因为我看到你们的行为，这正是我想做却做不到的。”

“那你知道2003年就是许博士他们三人推动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吗？”

“啊？是他们做的啊，我只知道你们在为上访人做事，还有非京籍子女高考问题，都是许博士呼吁。”

“你啊，什么都不知道，就来做义工，胆子还真大。”

“我也不知道，反正觉得这个靠谱就来了。”
……………………

我买的车票是那天晚上12点的，半夜一点多的时候，宋泽怕我一个人寂寞，就给我发了几条信息，这是个很细心很温暖的男生。第二天我到家后，因为做了18个小时的火车很累，车上也没睡着觉，到家后上网报个道就睡觉了。

第三天，Q宋泽没回话，第四天，第五天还是没回话。第五天（7月15日）晚，在连续询问很多人后发现，宋泽失踪了。

7月16日的上午，听到了一条更震动的消息，许志永博士在被住地看管九十多天后，北京警方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罪”关进北京第三看守所。

宋泽失踪前曾风轻云淡的说：我会是73、83条的首批受邀内测玩家，别人都是名人认证，我是落草认证。淡淡的语气，沉重的内容，压的我低下头，逼回眼泪，抬头骂他：不许胡说。宋泽，不许胡说！但他们真的在做，12号的失踪到17号被发现跟许博士关押同一看守所，真应了你那句：你被73条了。

三个多小时的详谈，你让我体会到一个公民的责任，公民的含义，从那时，感觉你们的真诚和平和，这份真实来自内心的宁静，你们的言行就像一条条小溪，穿越了深山，穿越了树林，一点一点的汇聚到大海，平静却永不停歇。

那天没见到许博士，你告诉我许博士家外面的重重关卡。我听得笑了：去天安门也就是两道安检，怎么去许博士家有种上刀山火海的感觉。先街道严查，然后小区封查，不是小区居住的人不允许进入，然后是单元门外的搜查，博士家的门外还有两道检查。这种安保的待遇恐怕是元首级别的，一个不过是理性的传播“自由、公义和爱”的公民，就让你们这么害怕吗？慕容雪村说过：数百万正规军，数百万武警，数百万民兵预备役，数百万公安，数百万城管拆迁队，三万亿外汇储备，外加数不清的坦克大炮核弹头，武功之高，当世罕见，却怕菜刀，怕上访，怕蜡烛，怕听真话，怕风怕雨，怕花花草草，怕书生，怕盲人，怕老太太，见什么怕什么，真是“江湖越老，胆子越小”。

抱歉宋泽，我回家后没有去看许博士的文章，在你们都失去自由后，我才去网上搜索许博士的文章。真的如你所言，我们的理念很像，我们的观点也像。但你呢，你不过就是一个梦想行侠仗义的年轻人，你因为坚持着许博士的思想去做事，才会被73条。你才是真正的勇士，一个执着信念，为了公义，坚守梦想的勇士。

我本人指导并参与了那次救助。1月11日晚，我们接到求救短信，并于12日晚上终于找到了设在北京丰台区纪家庙160号的湖南郴州驻京办的黑监狱，来自湖南的上访者50多岁的于洪女士已经被非法拘禁40多天，多次遭毒打，甚至几天不给吃的，70多岁的陈碧香女士已经被非法拘禁20多天，82岁的龚江保先生也已经被非法拘禁了5天。他们不得已向我们求助，1月13日，赵振甲、宋泽等志愿者以及媒体记者等一行十多人前往郴州驻京办黑监狱，把三位老人救出，历经周折送到公盟办公室躲避，后来宋泽给三位老人路费并把他们送到回家的车站。

任意非法拘禁、殴打上访者，这是发生在北京地面上的赤裸裸的犯罪行为，面对正在发生的犯罪行径，围观黑监狱，制止犯罪，救助受害人，不仅是公民的权利，甚至还是公民的道义责任，宋泽、赵振甲等毫无疑问是见义勇为的好公民，却不料遭你们滥用寻衅滋事罪名打击报复，是可忍，孰不可忍？！

湖南郴州以及很多地方政府在北京私设黑监狱非法拘禁上访者由来已久，从2008年9月21日第一次围观青年宾馆黑监狱开始，我们先后数十次围观黑监狱，救出访民数百人，组织公民围观黑监狱曝光黑恶势力是公盟的一项职责，宋泽不过是履行职责，并且那天救助访民是我的指导，如果你们认为他犯了寻衅滋事罪，主犯应当是我。今天，我公开告诉你，我和宋泽一起，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这绝不是什么犯罪。如果你们认为是犯罪，你们要抓的人应该是我，而不是宋泽，我会随时等候，并且根据情势发展如果有必要，我将亲自去北京市公安局“自首”。

    公民 许志永

    2012-5-16

就在约定的电梯口，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意外，宋泽的电话突然没了信号。但他仍在在原地耐心等待。大约过了十分钟，信号恢复，突然冲出几个陌生男子，强行带走了他。一天以后，一个上访者在右安门派出所地下室见到他。当宋泽失踪10多天以后，梁小军律师终于在丰台看守所见到了他，他已被刑事拘留，罪名是“寻衅滋事”。

宋泽做了什么？

宋泽本名宋光强，1985年出生于湖北襄阳一个山村，小时侯梦想成为侠客行侠仗义走遍四方，2010年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主修国际政治专业，同时辅修金融学专业，获得法学和经济学双学士，大学毕业后曾在一家外资企业工作，但还是放不下心中的理想。2011年10月的一天，他写了一封长信，讲述自己的成长经历和梦想，希望加入公盟团队。

宋泽给人的第一印象有点木讷内向，但内心深处是一个坚定而充满豪情的理想主义者，他不在乎有多少收入，不在乎多么辛苦，只在乎自己的行动对社会的意义。

正好访民救助项目缺人手，接下来宋泽的职责就是联系救助志愿者、购买和接受捐来的棉衣棉被、发放衣物以及给生病者紧急救助。整个冬天，宋泽几乎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和志愿者们奔忙在北京南站周边的贫民区、地下通道等贫穷上访者聚集的地方，很多个寒风肆虐的晚上，他挨个查看桥洞，担心新来的上访者没有棉被。

在中国，哪怕是纯粹的救助，因为被救助者特殊身份，还因为救助者美好的社会理想，也要面临巨大压力。元宵节那天，志愿者给访民送汤圆，遭到警方强力阻拦，志愿者袁文华被带走，宋泽要求警员出示证件也被带走，大家守在派出所外直到他们出来。

随着冬天过去，不用再担心有人会冻死，宋泽的职责主要转向疾病紧急救助和围观黑监狱。

黑监狱是地方政府非法拘禁上访者的地方。上访者如果去东交民巷附近总理家、各国使馆、王府井大街等非信访机构所在地，或者在两会期间等敏感时间上访，甚至仅仅路过长安街等敏感地被搜出上访材料，都可能被定为“非正常上访”而被警察带走，送到久敬庄国家信访局的临时羁押分流中心。久敬庄命令地方政府驻京办当天必须把各自辖区的访民接出去，而大部分访民不可能当天就被地方政府遣送回家，等待被遣返的时间，可能几天也可能几个月，于是就成为某些人谋取暴利的机会。黑监狱的主人和国家信访局或者地方政府驻京办某些官员有私人关系，他们租宾馆地下室，雇佣打手，把上访者从久敬庄强行接出，非法拘禁，然后命令地方政府来接人并交费，一个访民关押一天80元到200元不等。

每年两会期间黑监狱犯罪达到巅峰。两会前夕，宋泽核实整理了49个黑监狱地点，发布了北京黑监狱地图。3月5日八十岁老人胡玉甫上访被关黑监狱，7日患病，苦苦哀求要治病，政法委书记说：上访的就不能惯！有病让他自己想办法。直到12日才送医急救，13日晨去世，宋泽帮助其子对新乡市委书记、市长等提出非法拘禁刑事控告。

从2008年9月起，我们组织志愿者围观黑监狱，曝光犯罪，救出访民。几年来，黑监狱里面的条件有所改善，警方接到报警也更多调查，但黑监狱仍然大量存在。围观黑监狱救助被非法拘禁者，是公民见义勇为，而在这样一个是非颠倒的国家，宋泽为此入狱。

宋泽为什么入狱？

今年1月11日，赵振甲和宋泽等人接到湖南访民于洪的呼救短信，他们冒着严寒在北京找了4个小时，终于找到湖南郴州驻京办黑监狱的准确位置。之后联系了十多位记者和访民志愿者，一起参加本次解救行动。

1月13日上午，赵振甲、彭忠林、关维双、宋泽等十多人人来到黑监狱，一边拍照录像，一边直接冲进房门救出三位求救的老人，他们分别是于洪73岁、陈碧香57岁和龚江保82岁，时间最常的已被关押40多天。这里生活条件恶劣，没有暖气，只有很薄的被子，一人盖一床，常常吃不饱饭，有时就给一人一天一块方便面。

看守人少，还没反应过来人已经被救出。但很快警察就来了，不是惩罚犯罪，而是试图带走见义勇为的公民。大家据理力争，趁机带着三位访民上了公交车，看守也跟踪上了车。

那天我赶到现场时他们已经上了公交车。我告诉宋泽我在东三环公盟办公室附近接应。他们下了车，四个看守跟着。我拦住一辆车租车，他们四个迅速挤了上去，我把车门用力堵上，宋泽他们趁机把三位访民打车带走，绕了一圈带到公盟办公室，给他们买了饭，后来给他们回家的路费，送他们到长途车站附近。

就是这次营救，成为宋泽被刑拘的借口，罪名是“寻衅滋事”，理由“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而在此之前，60多岁的赵振甲被以同一事实劳教了一年半。

当然，宋泽被打击报复可能还有别的原因，宋泽被捕之前几天做了一件令当局恼火的事，他打车去山东把陈克贵的妻子接到了北京躲藏起来。我很后悔，不该让宋泽做这件事，风险太大了。

但我无论如何没想到，从2008年开始围观黑监狱，宋泽会因此而入狱。

公民宋泽

宋泽是北京市公安局直接办理的案件，梁小军律师据理力争，去了多次之后才终于见到他。警方问的主要问题除了1月13日救助三位老人，就是和我怎么认识的，在公盟都做了什么。

我让梁律师转告宋泽，能低头就低头，赶快出来。但宋泽在里面心态很好，他说大不了劳教。临近刑拘37天期满，宋泽并没有获得自由，但是，这个案件实在荒唐，以此给宋泽定罪太见不得人，检察院没有批捕，但公安局不愿放人，把宋泽转成了监视居住。

事实上，监视居住比逮捕更可怕，按照新的刑诉法，可以指定地点监视居住，但应当通知家人，可这是中国，宋泽家人没有接到任何通知。在看守所律师还可以会见，但监视居住后，律师要求知道下落，公安局拒不回答，现在，宋泽已经失踪40天了。

我们都很挂念宋泽，不知道他在里面会不会受苦。在这样一个年代，宋泽是一个罕见的内心激扬的理想主义者，正如他在长信里说的，“我强迫自己好好做一个公民，只顾着自己过活，但是我发现这样好难做到，看见路边需要帮助的人，如果自己不伸出手去，过后就会很痛苦；看见身边不平的事情，如果不站出去，就会有一种耻辱感；看见别人能够对需要帮助的人帮到更多，就会责怪自己太没有用，不能够多做些什么……”

 许志永 2012年7月12日

原文  http://www.amnesty.org/en/library/asset/ASA17/032/2012/en/52047a61-ab0a-4f54-a209-ad1f05660371/asa170322012en.html

UA: 248/12 索引: ASA 17/032/2012 中国时间: 2012年8月 24日

紧急行动

对失踪中国志愿者的担心

北京一个非政府组织的志愿者宋光强（别名宋泽）因为从事人权活动而被迫失踪。从5月31日至今，他一直未被允许与他的律师或家人见面，中国当局拒绝将他的下落通知家人。他有可能遭到酷刑和虐待。

今年5月4日下午大约两点，北京一家非政府组织志愿者、27岁的宋光强在北京南站附近被警察带走。5月4日和5日他在丰台区和北京公安局受到讯问。5月5日，公安局通知宋光强，说根据中国刑法293条“寻衅滋事罪”他已被指控。宋光强继而被拘押在北京丰台区看守所。

宋光强的律师5月15日和31日分别与他见面。他告诉他的律师说，他受到了讯问，并因为参与一个帮助访民（寻求申冤的人）的项目而受到指控。 这包括他对北京“黑监狱”的探访（非正式羁押场所，无理羁押许多访民）以及向贫苦访民发放食品和衣服。6月12日，他的律师被告知说，宋光强几天前已被北京公安局的人带走，对其实行“监视居住”。但是之后不久，北京公安局告诉他的律师，只有“负责单位”能够回答有关某一案件的问讯， 拒绝提供任何有关宋光强的信息。目前，宋光强的家人以及律师都没有被告知他的下落或者情况。.

请立即用中文或者你自己的语言写信：

呼吁中国当局立刻通知宋光强家人他的下落和状况；

呼吁中国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宋光强，因为他仅仅因为行使了自由表达的权利而被羁押；;

呼吁中国政府确保宋光强在羁押期间不受折磨和虐待。

请在2012年10月5日前将信寄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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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东城区前门西大街9号

北京市公安局

傅政华局长

邮编：100740

中国

传真: +86 10 65242927

电话: +86 10 8522 5050 (只说中文)

称呼：傅政华局长

北京市东城区台基厂大街3号

北京市政法委

吉林 书记

邮编： 100743

中国

电话：+86 10 8580 6131 (只说中文)

称呼：吉林书记

北京市东长安街14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孟建柱 部长

邮编：100741

中国

电话：+ 86 10 6512 2831 (只说中文)

称呼：阁下

�

另外请投书你的国家在北京的外交代表。请在下面填入当地外交使团地址：

名字       地址1            地址 2          地址 3     传真：         电子邮件：             称呼

如在上述日期后发函，请与大赦国际当地办公室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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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行动

对失踪中国志愿者的担心

补充信息

在中国，公民社会，特别是维权运动正在发展中。然而，那些试图报告违反人权现象、挑战当局认为是政治敏感的政策、或者试图组织或号召民众的人权捍卫者面临很大的受迫害风险。

一些人权捍卫者被非法软禁在家或者在非正式的羁押地，即所谓的“黑监狱”；另一些人则被“监视居住”。 虽然中国刑法将“监视居住”列为警察可对犯罪嫌疑人使用的方法之一，但实际上，警察很少向人权活动分子出示任何正式通知，解释他们被羁押的原因。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不是按法律规定的那样在家监视居住，监视居住的时间也经常超过法律规定的六个月最长期限。

名字: 宋光强

性别: 男

UA: 248/12 Index: ASA 17/032/2012 发布日期：2012年8月24日

编者按：宋泽是80后青年，因为同情百姓的苦痛，受八九运动的感召，投身公民运动，并成为“公盟”的成员。今年5月初，他因为探访黑监狱，帮助访民，被北京警方以 “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之后转为监视居住，连律师也不知道他目前的下落。本文作者是宋泽的律师，他对宋泽的现状充满担忧。为了有助于读者了解宋泽，我们将宋泽申请加入公盟的信附后。 

宋泽简介：原名宋光强，1986年生于湖北枣阳。2010年从中南政法大学毕业。因为同情百姓的苦痛，受“八九” 运动的感召，投身公民运动，于2011年年底成为“公盟”的成员。2012年5月4日，因为探访黑监狱，帮助访民，被北京警方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之后转为监视居住，连律师也不知道他目前的下落。

我已做了14年律师，深感以法律手段实现社会正义在中国并不容易，执法武断甚至故意枉法使得这条道路无比艰难。宋泽一案，即为令人愤怒的事例。

我初见宋泽是在2011年的冬天，当时我参与了一个帮助上访者的活动。上访者指的是一些来北京向中央政府申雪冤屈的可怜人，这些人往往因为家乡官员的不当行为而深受其苦。宋泽的工作纯粹是人道主义的，却具有风险，然而在当今中国，这个险我们不得不冒。

去年11月，我担心这些上访者如何能熬过北京又一个寒冬。然后发现公盟（前身为北京阳光宪道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当时正在开展一个给访民提供冬衣的行动。公盟 2003年由一群律师和学者组成，旨在倡导法治。于是我联系了负责这次援助行动的人——宋泽，一位来自湖北的26岁的小伙子。还没见到他之前，仅从几次通话中，我就能感受到他对这个工作无比热情。

我们的号召收到了强烈的反响。当我们收集了一车的衣服，就和宋泽讨论，怎么能又快又省地把这些东西送到访民手里。12月1号，宋泽来取衣服，把它们送到北京南站分发。

一边装车，我们一边聊着，却没时间详谈。我们的见面不过20分钟，但宋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就在我们把衣服送给访民的第二天，北京气温骤降，大雪纷飞。我深感庆幸，我们及时送出了那些冬衣。

之后，我们一直在网上或者通过电话保持联系，我得知他开设了几个QQ聊天群来讨论如何帮助访民。QQ是和Skype类似的软件。因为当局会不断关闭这类讨论群，因此必须得多开几个以防万一。

12 月底，那一天正好是腊八，按照中国传统，家里通常会吃粥。宋泽想给访民送些粥。我跟他说，如果他晚上送，我可以跟他一起去。但是他说，北方的规矩是应该中午吃粥。所以宋泽就自己去送了。据说，警察拦住他，没收了粥。然后，元宵节那一天，他又被抓了，因为他给访民们送元宵。按照习俗，元宵节是中国传统春节的最后一天。

冬天最冷的几个月过去后，我联系上宋泽，并了解到，他已将工作重心转至解救被非法关押的访民。这些人被关在臭名昭著的黑监狱，即宾馆旅社或其他任意设置的临时拘留场所。这里关押着外地来京的“扰事者”，直至他们被押送回家乡。

毋庸置疑，宋泽将会成为地方和中央政府的眼中钉。这一行为使他直入险途，风险远超之前做的任何事情。他明白这一点，但仍然乐观。

当被非法软禁数年的盲人律师陈光诚从其山东农院出逃后，宋泽做了一件更为冒险的事。他开车到陈光诚的老家东师古村，帮助陈光诚的侄媳妇逃到北京，让她躲起来以防遭到当地政府的迫害。当时，陈光诚的侄子已被捕。

宋泽伸张正义的行为被安上了“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北京市公安局5月5日逮捕了他。一个月后，一名律师探视了他。之后不久，宋泽被监视居住。自那以后，就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也没有他的消息。

一直遭到法律专家和人权组织广泛诟病的刑诉法“73条”赋予了执法部门宽泛的监视权和拘留权，按照这个无耻的法条，当局可对涉嫌恐怖主义或“国家安全”罪的嫌疑人执行最长达六个月之久的“监视居住”。正是该法条，让宋泽与世隔绝，让我们爱莫能助。

我不知道宋泽现在的境遇如何，他是否受到了虐待，又能否经得住折磨。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我们知道，他们要打压的，是公盟，是访民，是守望相助、爱人如己的美德——而宋泽，就是此种美德的代言人。

和千千万万的义人一样，除了道义，除了梦想，宋泽手无寸铁身无长物。他以一己之躯，来面对公权力实施的不法。而现在，他正为此付出代价。黑暗总是仇视光明，丑陋总是憎恨美丽。在一个不公正的国度里，一个理想主义者，注定要饱受现实的摧残。下周，中国即将迎来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指望新一代领导人会改变对那些访民的态度有些不切实际，尽管这些人所做的只不过是对不公遭遇表达不满。

肖国珍是一位商业律师。本文由慕亦仁(Paul Mooney)自中文翻译为英文，先用英文发表。本文为译文，经作者审阅修改。

翻译：曹莉、谷菁璐

From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21103/c03xiao/
以下为中文全文：

宋泽简介：

宋光强（真名），男，26岁，中国湖北襄阳人，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获法学学士、经济学学士学位。自中学时起，初览民生多艰，矢志救世助人。2011年10月加入公盟（公盟前身为北京阳光宪道社会科学研究中心，2003年由一群律师和学者组成，旨在倡导法治。），在访民救助、解救被黑监狱非法拘禁者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并因此于2012年5月5日被北京市公安局拘留；6月12日，律师得知其被监视居住。自此，宋泽 “被失踪”至今。

以下系与宋泽一起做过访民救助的肖国珍律师写的回忆文章。
宋泽，你在哪里？
宋泽，你在哪里？从知道你进去的第一天起，我一直在等着你出来的信息。

多次想过要为你写点什么。没写，是抱着在这种恶劣的“法治”环境下不应当抱的幻想——幻想着你有一天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或，你那阳光清亮的声音，从电话那一头传过来。可是，没有。一天又一天过去了，没有你的音信。

不能不写宋泽了。从我的视角——我所知道的宋泽。

认识宋泽，始于去年冬天的访民救助——纯粹公益、在当前中国却要冒着风险来做的救助。

去年11月，我再次关注访民如何度过寒冬。因此前与公盟一起做过访民救助，于是联系曾做过此项工作的正琳女士，得知她已暂时离开，该救助由宋泽负责，联系电话还是原来正琳用过的。

打电话给宋泽，他很高兴，说早知道我，因我为维护人大代表独立参选人公平参选，曾在网上大战五毛党，他看过我的辩论，并表示非常欣赏。从电话中，能感觉到他的朝气蓬勃、充满热情。

11月24日，我在同事中发出了捐赠倡议，号召大家给那些为我们整个民族、为我们每一位，在代为承受苦难的访民们捐赠保暖物品。并详尽地做了操作上的安排。

发出信息后，响应者甚众，待我统计后估摸已有一车衣物时，与宋泽一起商量如何最快捷、最经济地将捐赠物发送到访民手中。我对宋泽提出拟安排如下：

12月1日，我负责将捐赠物集中到指定地点；

13：00，宋泽到达该地点收取捐赠物品；

13：30离开，前往北京南站当场发放。

宋泽说：“时间很精确，高手啊。并不是所有律师都有这个优点哦。”他总是真心地赞美人，却浑然不知他自己就有着很多值得人们赞美的闪光点。

我们商量如何租车、找义工，配合默契，井然有序。

宋泽准时到了，二十多岁的他，阳光帅气，笑意盈盈。与宋泽同来的，是来自西藏的李春伟律师，和两位访民。我们一边聊一边将捐赠物装上车，没来得及说上几句话。但宋泽的开朗积极、谦逊平和、办事利落，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这也是我们唯一的一次见面。仅二十分钟。

我们的工作效率极高，13：20宋泽他们就离开了。

宋泽临走之前，我拿出相机拍照。

（题外话：后来看合影，其中没有宋泽，因为他就是那个为大家拍照的人——无私已成了他的习惯。好在，合影完毕，在我的坚持下，我为宋泽拍了一张单人照——仅此一张——在宋泽被抓进去后的某一天，我与许志永、丁家喜、彭剑等朋友聊天时，他们说：“可惜我们无法在网上发布宋泽的照片，因为手头没有。太遗憾了。”我说：“我有！”我为宋泽拍的这一张照片，就是现在网上流传的宋泽的唯一的照片——他纯真的笑容，一如冬日的太阳。）

将捐赠物送到访民手中的次日，即12月2日，北京全城，气温骤降，大雪纷飞。我不禁由衷地感谢上帝。

事后，我与宋泽一直通过网络、电话联系，得知他开了数个访民救助QQ群（由于当局随时封群，所以多开几个QQ群，以备不时之需），专门讨论如何帮助访民。我也提供力所能及的法律帮助。

11月29日，宋泽发起成立了“访民中国”（http://www.fangminchina.com/）网站，宋泽整理了我陆陆续续写的关于访民的文字，发在该网站里，标题为《访民共同救助七章》，其内容是感召人们对访民进行救助、反驳对访民的诽谤与歧视、提供具体救助方法。宋泽说要署上我名；我说不用。就此，我们有以下讨论。

我说：“把‘七章’去掉。分别改为《访民共同救助》（一）到《访民共同救助》（七）。只求有助于人。不求别的。愿低调地做有益之事。”

宋泽：“这个还是给个版权发较好，不然我只能匿名发了。”

我：“没有问题啊，宋泽。我这就是授权啊。”

宋泽：“呵呵，只是出于对您的敬仰之心。”

他总是那么尊重他人，总是那么谦逊。

12月，宋泽在网上发表了《访民（北京）救助情况报告》一文，就访民在京基本情况、访民的需求与救助空白、救助访民（北京）的组织团体概况、访民救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等诸方面，做了事实调查与详尽分析。从中足见他花功夫不少，一片良苦用心。宋泽对我说：“您有什么意见随时提出来。……希望您能够改下文章。”

我看过后，认为文章非常好；同时，就文中我认为不合适之处提出了严肃的意见，我向宋泽表示：“吹毛求疵，非是恶意，呵。且仅供参考。为了共同事业，只说真话。”
宋泽从善如流，在终稿中，他接受了我所有的修订意见。

12月中旬，我试图发起该冬的第二次募捐。初步计划：如果捐赠物足够多，我会告知宋泽来取；若不够多，我会请捐赠人以到付方式快递到公盟指定地点。

同时，我找朋友捐了一些衣服和棉被，放在家里，并联系宋泽，问他“派人来我处的事确定了吗？东西在闲置、有人在挨冻，我有些不安。”

宋泽说:“肖律师，我们现在在忙着搬家，东西都没有地方放，目前主要先处理办公室的衣物，您那里的先放做储备怎么样？现在都没有人敢帮忙发了，管的太严了，我们南站又没有仓库，发放的过程成本很高。”从这句话可见，危险一次次面目狰狞地出现在他面前，他明知之，却不退却。

后来，我所募得捐赠物，或由访民直接取走，或由捐赠人到付快递。

由于没有仓库做救助站，无法高效、稳定地为访民发放救助衣物，宋泽问我能不能帮忙找仓库，我试过，未果。

12月下旬，宋泽计划在腊八节给访民发放腊八粥。我对宋泽说如果在晚上发的话，我有时间陪同发放。宋泽说，依北方习惯，腊八粥是在中餐时吃的（我是南方人，不清楚这一点），结果我没去成，由宋泽一力承担，据说受阻了，腊八粥被“没收”。

元宵节那天，因给访民送汤圆，宋泽被警方带走，后被放出。

宋泽就是这样：事无巨细地为访民着想。

冬天最寒冷的时段过去后，再联系宋泽，得知他的主要精力已转向围观黑监狱，解救被黑监狱非法拘禁的人们（主要是访民）。我很清楚，他将因此成为“驻京办”、黑监狱、黑打手甚至京地两方警察共同的眼中钉、肉中刺。这将致他于危险之中。他也清楚这一点，但他总是乐呵呵的，照做不误。

陈光诚事件后，他冒着人所共知的风险，把陈光诚的亲属陈克贵的妻子从山东接到了北京躲起来，以避免被当地政府迫害。

这些仗义之行，被当局定性为“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寻衅滋事”，并致他被刑事拘留。

梁小军律师去会见宋泽前，我拜托他向宋泽问好、告诉宋泽我们在牵挂他、请他保重。随后不久，宋泽被“监视居住”了。从新刑诉法草案公布之日起就饱受诟病的、能让人“合法”失踪的、无耻的“73条”， 让宋泽与世隔绝，让我们爱莫能助。不知道宋泽在受着怎样的折磨，年轻的他是否能够承受？我扼腕痛心。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我能想到，他们要打压的，是公盟，是访民，是守望相助、爱人如己的美德——而宋泽，就是此种美德的代言人。

宋泽，我们想念你。你在哪里？

哪里有不平，哪里就有你；哪里需要你，你就在哪里。

你没有犯罪，你一心行善事；

你没有私敌，只有公敌——不法者、为恶者。

在你面前有两条路：通往地狱的门是宽的，通往天堂的门是窄的。你毅然走向窄门，虽然，你明知这条路上，满是险恶。

和千千万万的义人一样，除了道义，除了梦想，除了一己之躯，你别无他物可赖以对抗强权。你真的“以身试法”了。试出的是不法——以公权力实施的不法。

你怀着纯洁的梦想，勇敢前行，而不顾斯世的邪恶。

斯世邪恶到如此程度，简直成了上帝想灭绝的、一味悖逆行恶的所多玛、蛾摩拉——仅仅是因为你这种义人的存在，上帝才停下了他施加惩罚的手，使罪人得蒙赦免。背上十字架的，却是你，年轻的你，初出茅庐的你，胸怀美好理想的你。这让我何等惭愧！

黑暗从来憎恨光明；丑恶从来憎恨美好。在一个不公正的国度里，一个理想主义者，注定要饱受现实的摧残。
你的父母在怎样寝食不安地担心你呢？我确切知道的是：弟兄姐妹们在持续地为你祷告；朋友们见面，一起念叨你；在QQ群里，经常出现小孩大哭的图标，旁白是“想念群主了”——群主，就是你。

“你们要记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记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 （希伯来书13：1-3）

现在，这个被捆绑的人，就是你——宋泽，我的弟兄，我的亲人。

我，因记念你，在与你同受捆绑，同遭苦害。你不是孤独的。

肖国珍
2012年10月10日于北京

I first met Mr. Song in the winter of 2011 as part of a project to help petitioners — poor people from the provinces who had come to Beijing to petitio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for redress after suffering official misconduct back home. His work was purely an act of humanitarianism, but a risky one — a risk that had to be taken in today’s China.

Last November, I worried how the petitioners would make it through another cold winter in Beijing. I’d learned that Gongmeng, or the Open Constitution Initiative — a group set up in 2003 by lawyers and scholars to promote the rule of law — was carrying out a drive to help them with warm clothing. I contacted Mr. Song, a 26-year-old man from Hubei Province who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aid effort. I’d never met him but from our phone conversation, I could tell that he was passionate about his work.

There was a strong response to our appeal. When we had a truckload of clothing, we discussed with Mr. Song the fastest and most economical way to get these items to the petitioners. On Dec. 1, Mr. Song arrived to collect the clothing and bring it to Beijing’s South Railway Station to hand out.

We chatted as we loaded the car, having no time for a proper talk. Our meeting lasted just 20 minutes, but Mr. Song made an unforgettable impression. The day after we delivered the items to the petitioners, the temperature in Beijing plunged and there was a heavy snowfall. I was grateful that we had delivered the warm clothing just in time.

After that, I remained in contact with Mr. Song via the Internet and by phone and learned that he’d set up several discussion groups on QQ, which is similar to Skype, to discuss how to help petitioners. Because the authorities were always shutting down such groups, several had to be set up as a precaution.

At the end of December, on the day of the Laba Rice Congee Festival, when Chinese families typically eat congee, a type of rice porridge, Mr. Song wanted to deliver some congee to the petitioners. I told him that if he distributed it in the evening, I could go with him. But he said that in accordance with Northern custom, the congee should be eaten at lunchtime and so Mr. Song did it on his own. On his way, he was stopped by the police, and the porridge was confiscated. On the day of the Lantern Festival, which marked the end of the annual Chinese New Year holiday, Mr. Song was detained once again, because he gave the petitioners glutinous rice dumplings.

After the coldest months of the winter had passed, I contacted Mr. Song and learned that he’d turned his focus toward rescuing petitioners who were being illegally detained in the infamous black jails, ad hoc detention centers that were set up in hotels to hold “troublemakers” from outside of Beijing until they could be returned forcibly to their hometowns.

It was clear that Mr. Song would become a thorn in the side of local and national authorities. This activity put him directly in the path of danger more than anything he’d done before. He knew this, but he remained cheerful.

After the escape of the blind, barefoot lawyer Chen Guangcheng from his farmhouse in Shandong Province, where he’d been under illegal house arrest, Mr. Song took an even more dangerous risk. He drove to Dongshigu, Mr. Chen’s village, and helped the wife of Mr. Chen’s nephew, who had also been arrested, to escape to Beijing, where she went into hiding to avoid being abuse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Mr. Song’s act of justice was labeled a crime of “disturbing public order,” and the Beijing Public Security Bureau detained him on May 5. A lawyer visited him a month later, and soon afterward, Mr. Song was put under residential surveillance. He hasn’t been seen or heard from since.

China’s shameless Article 73, which has been criticized by legal experts and human rights groups, gives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broad surveillance powers and the authority to legally detain terrorism or “national security” suspects for up to six months. It’s that regulation that has resulted in Mr. Song’s being cut off from the world, leaving us willing yet unable to help him.

I don’t know how Mr. Song is being treated, whether he is being tortured, or if he can endure such suffering. I know that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want to crush the O.C.I., all petitioners against the state, those who give mutual help and protection to others, and all the other virtues Mr. Song embodies.

Like countless other righteous people, armed with nothing more than morality, a sense of justice, dreams and physical strength, Song Ze defied a law that was unlawful. And now he is paying the price. As China prepares for next week’s Communist Party Congress, there is little hope that the country’s new leaders will change the government’s approach to rural peasants who have done nothing more than complain about injustice. Darkness always hates the light. Ugliness always hates bea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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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约定的电梯口，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意外，宋泽的电话突然没了信号。但他仍在在原地耐心等待。大约过了十分钟，信号恢复，突然冲出几个陌生男子，强行带走了他。一天以后，一个上访者在右安门派出所地下室见到他。当宋泽失踪10多天以后，梁小军律师终于在丰台看守所见到了他，他已被刑事拘留，罪名是“寻衅滋事”。

宋泽做了什么？

宋泽本名宋光强，1985年出生于湖北襄阳一个山村，小时侯梦想成为侠客行侠仗义走遍四方，2010年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主修国际政治专业，同时辅修金融学专业，获得法学和经济学双学士，大学毕业后曾在一家外资企业工作，但还是放不下心中的理想。2011年10月的一天，他写了一封长信，讲述自己的成长经历和梦想，希望加入公盟团队。

宋泽给人的第一印象有点木讷内向，但内心深处是一个坚定而充满豪情的理想主义者，他不在乎有多少收入，不在乎多么辛苦，只在乎自己的行动对社会的意义。

正好访民救助项目缺人手，接下来宋泽的职责就是联系救助志愿者、购买和接受捐来的棉衣棉被、发放衣物以及给生病者紧急救助。整个冬天，宋泽几乎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和志愿者们奔忙在北京南站周边的贫民区、地下通道等贫穷上访者聚集的地方，很多个寒风肆虐的晚上，他挨个查看桥洞，担心新来的上访者没有棉被。

在中国，哪怕是纯粹的救助，因为被救助者特殊身份，还因为救助者美好的社会理想，也要面临巨大压力。元宵节那天，志愿者给访民送汤圆，遭到警方强力阻拦，志愿者袁文华被带走，宋泽要求警员出示证件也被带走，大家守在派出所外直到他们出来。

随着冬天过去，不用再担心有人会冻死，宋泽的职责主要转向疾病紧急救助和围观黑监狱。

黑监狱是地方政府非法拘禁上访者的地方。上访者如果去东交民巷附近总理家、各国使馆、王府井大街等非信访机构所在地，或者在两会期间等敏感时间上访，甚至仅仅路过长安街等敏感地被搜出上访材料，都可能被定为“非正常上访”而被警察带走，送到久敬庄国家信访局的临时羁押分流中心。久敬庄命令地方政府驻京办当天必须把各自辖区的访民接出去，而大部分访民不可能当天就被地方政府遣送回家，等待被遣返的时间，可能几天也可能几个月，于是就成为某些人谋取暴利的机会。黑监狱的主人和国家信访局或者地方政府驻京办某些官员有私人关系，他们租宾馆地下室，雇佣打手，把上访者从久敬庄强行接出，非法拘禁，然后命令地方政府来接人并交费，一个访民关押一天80元到200元不等。

每年两会期间黑监狱犯罪达到巅峰。两会前夕，宋泽核实整理了49个黑监狱地点，发布了北京黑监狱地图。3月5日八十岁老人胡玉甫上访被关黑监狱，7日患病，苦苦哀求要治病，政法委书记说：上访的就不能惯！有病让他自己想办法。直到12日才送医急救，13日晨去世，宋泽帮助其子对新乡市委书记、市长等提出非法拘禁刑事控告。

从2008年9月起，我们组织志愿者围观黑监狱，曝光犯罪，救出访民。几年来，黑监狱里面的条件有所改善，警方接到报警也更多调查，但黑监狱仍然大量存在。围观黑监狱救助被非法拘禁者，是公民见义勇为，而在这样一个是非颠倒的国家，宋泽为此入狱。

宋泽为什么入狱？

今年1月11日，赵振甲和宋泽等人接到湖南访民于洪的呼救短信，他们冒着严寒在北京找了4个小时，终于找到湖南郴州驻京办黑监狱的准确位置。之后联系了十多位记者和访民志愿者，一起参加本次解救行动。

1月13日上午，赵振甲、彭忠林、关维双、宋泽等十多人人来到黑监狱，一边拍照录像，一边直接冲进房门救出三位求救的老人，他们分别是于洪73岁、陈碧香57岁和龚江保82岁，时间最常的已被关押40多天。这里生活条件恶劣，没有暖气，只有很薄的被子，一人盖一床，常常吃不饱饭，有时就给一人一天一块方便面。

看守人少，还没反应过来人已经被救出。但很快警察就来了，不是惩罚犯罪，而是试图带走见义勇为的公民。大家据理力争，趁机带着三位访民上了公交车，看守也跟踪上了车。

那天我赶到现场时他们已经上了公交车。我告诉宋泽我在东三环公盟办公室附近接应。他们下了车，四个看守跟着。我拦住一辆车租车，他们四个迅速挤了上去，我把车门用力堵上，宋泽他们趁机把三位访民打车带走，绕了一圈带到公盟办公室，给他们买了饭，后来给他们回家的路费，送他们到长途车站附近。

就是这次营救，成为宋泽被刑拘的借口，罪名是“寻衅滋事”，理由“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而在此之前，60多岁的赵振甲被以同一事实劳教了一年半。

当然，宋泽被打击报复可能还有别的原因，宋泽被捕之前几天做了一件令当局恼火的事，他打车去山东把陈克贵的妻子接到了北京躲藏起来。我很后悔，不该让宋泽做这件事，风险太大了。

但我无论如何没想到，从2008年开始围观黑监狱，宋泽会因此而入狱。

 公民宋泽

宋泽是北京市公安局直接办理的案件，梁小军律师据理力争，去了多次之后才终于见到他。警方问的主要问题除了1月13日救助三位老人，就是和我怎么认识的，在公盟都做了什么。

我让梁律师转告宋泽，能低头就低头，赶快出来。但宋泽在里面心态很好，他说大不了劳教。临近刑拘37天期满，宋泽并没有获得自由，但是，这个案件实在荒唐，以此给宋泽定罪太见不得人，检察院没有批捕，但公安局不愿放人，把宋泽转成了监视居住。

事实上，监视居住比逮捕更可怕，按照新的刑诉法，可以指定地点监视居住，但应当通知家人，可这是中国，宋泽家人没有接到任何通知。在看守所律师还可以会见，但监视居住后，律师要求知道下落，公安局拒不回答，现在，宋泽已经失踪40天了。

我们都很挂念宋泽，不知道他在里面会不会受苦。在这样一个年代，宋泽是一个罕见的内心激扬的理想主义者，正如他在长信里说的，“我强迫自己好好做一个公民，只顾着自己过活，但是我发现这样好难做到，看见路边需要帮助的人，如果自己不伸出手去，过后就会很痛苦；看见身边不平的事情，如果不站出去，就会有一种耻辱感；看见别人能够对需要帮助的人帮到更多，就会责怪自己太没有用，不能够多做些什么……”

许志永 2012年7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