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公诉字(2013)99号

犯罪嫌疑人许志永，男，汉族，1973年3月2日生，北京市人，法学博士，群众，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讲师，身份证号：620102197303025316，户籍所在地：北京市海淀区清河清源东里4号楼1104室，现住址：北京市海淀区清河清源东里4号楼1104室，犯罪嫌疑人许志永于2013年7月16日因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被刑事拘留，2013年8月22日因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被依法逮捕，现被羁押在北京市第三看守所。

犯罪嫌疑人许志永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案，系我局在办理2013年3月31日侯欣、袁冬、马新立、张宝成等人涉嫌非法集会一案中，通过对多名在押犯罪嫌疑人审查发现，许志永系一系列聚众扰序行为的幕后指使者，故我局于2013年7月16日将犯罪嫌疑人许志永唤至公安机关接受审查，现已侦查终结。

经依法侦查查明：

（一）2009年底至2010年初，许志永受王功权指使设立了教育平权项目后，许志永、王功权等人组成决策委员会多次开会研究如何推动该项目。后许志永利用个人影响力多次参与非京籍家长群体聚会，并通过聚会商议、网上勾连、印制宣传材料、当街散发宣传材料、发表微博、文章等形式，多次煽动非京籍家长群体赴教育部门聚会，向政府部门施压。此外，许志永还责成林峰专门负责教育平权捐款账户的记账管理并支付林峰工资，找到非京籍家长群体代表孟凡玲负责学生家长联络、报销车马费、签名费并支付孟凡玲工资。在许志永等人的组织、策划、煽动下，发生了包括“7.5、2.28”在内的多次非京籍家长到教育部们聚集滋事案件，其中：

1. 2012年7月，许志永经与学生家长聚会密谋，并多次发布微博煽动非京籍家长群体于前往教育部请愿。在许志永的组织、策划、煽动下，2012年7月5日，有百余名学生家长赴教育部聚众滋事，期间歪曲我国教育政策，辱骂教育部们官员，且不服从公安民警管理，严重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

2. 2013年1月25日，许志永、王功权、丁家喜等人在上岛咖啡聚会，商定鼓动非京籍家长群体于2月28日到北京市教委聚集造势、施加压力。后许志永、王功权等人分别通过发布微博、群发短信、制作散发传单、名片等方式进行煽动，在许志永、王功权、丁家喜煽动下，2013年2月28日，百余名学生家长前往北京市教委聚众滋事，且不服从公安民警管理，严重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

（二）2012年9月11日，许志永伙同丁家喜、赵常青等人聚会，商议开展“财产公示”活动, 后许志永、丁家喜、赵常青、李蔚、王永红、孙含会等人又多次聚会密谋，继续商讨开展“财产公示”活动具体细节，期间上述人员为不断[2] 扩大活动影响，达成要上街散发传单、张打横幅的共同决议，又经商议后统一出资制作了传单、横幅等物品，并分发给相关涉案人员，使该活动从“在互联网上征集签名”遂步升级到“上街张打横幅”等非法活动。在许志永、丁家喜、赵常青、李蔚等人的组织、策划、煽动、带领下，自2013年1月以来，我市发生包括“1.27、2.23、2.24、3.09、3.31”在内的，多姿由多人实施的在“朝阳公园、清华大学、中关村广场、西单广场”等公共场所，张打横幅、散发传单、造谣讲等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行为。

1. 2013年1月中下旬，许志永、丁家喜、赵常青、李蔚、孙含会、王永红等人在上岛咖啡聚会，决定1月27日到朝阳公园南门张打横幅，由王永红来具体组织活动，孙含会邀请记者到现场围观。后李刚、袁冬、王永红等人在西单商场下肯德基聚会，商定1月27 日到朝阳公园南门张打横幅具体情况并到现场查看地形。2013年1月27日，李刚、袁冬等人在徜徉公园南门附近张打由许志永等人先期制作并发放的横幅，引发大量群体围观，在我局民警上前阻止时，袁冬以逃跑方式阻碍民警执法，并在跑开后再次回到朝阳公园南门张打横幅，且与民警争抢横幅，抗拒民警执法，严重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上述人员被民警教育劝离后，李刚又驾车带袁冬前往清华大学西门继续张打横幅，再次引发大量群众围观，严重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事后相关涉案人员将上述过程中拍摄的照片上传互联网，严重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和互联网公共空间秩序。[3]

2. 2013年2月23日，丁家喜、袁冬、张宝成等人前往中关村e世界广场、海龙大厦等地张打由许志永等人先期制作并发放的横幅，期间袁冬、张宝成等人赤裸上身，在身上书写“要么公开财产，要么下台滚蛋”、“公开国籍”等字样，引发大量群众围观，严重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

3. 2013年2月23日活动结束后，丁家喜等人决定次日继续进行张打横幅非法活动，当日晚丁家喜在同城聚会上继续煽动次日到中关村张打横幅。2月24日，丁家喜、张宝成、袁冬、李刚等人再次前往新中关大厦、北大东门、清华西门等地张打横幅，并向围观群众散发传单数百张。引发大量群众围观，且事后丁家喜将上述过程中拍摄的照片上传互联网，严重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和互联网公共空间秩序。

4. 2013年3月9日，马新立、李焕君、张宝成、袁冬等人前往中关村广场及家乐福门前张打由许志永等人先期制作并发放的横幅。袁冬、张宝成等人在张打横幅过程中、言语粗鄙，声称“国家不是共产党的私家花园”、“要求领导人公布财产和子女国籍”并辱骂人大代表，且张打画有“王八”图样的横幅在现场游走，马新立赤裸上身，引发大量群众微观。事后，侯欣、张宝成等人将现场照片上传互联网，严重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和互联网公共空间秩序。

5. 2013年3月31日，侯欣、张宝成,袁冬等人经事先商议后，纠集马新立、周晓山、曹尚斌、张然等人前往西单文化广场，张打由许志永等人先期制作并发放的横幅，并在现场持扩音器演讲、散发传单、拍照录像，引发百余人围观，拒不服从民警、保安员劝阻，严重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如下：

嫌疑人供述、同案供述、证人证言、远程勘验检查笔录、电子物证鉴定、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等。

综上所述，犯罪嫌疑人许志永利用“财产公示”、“教育平权”等话题，组织、策划、实施了一系列在公共场所张打横幅、散发传单，在国家机关门前聚集滋事等违法犯罪活动，期间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严重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1条之规定，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条之规定，现将此案移送审查起诉。

此致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北京市公安局

2012年12月4日

这十年

 一

2003年4月25日，SARS肆虐北京街头空空荡荡，我坐在电脑前看到孙志刚的悲剧，泪水悄悄溢满眼眶，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调查收容遣送，我知道这背后的苦难。后来和俞江、滕彪提出违宪审查公民建议。之所以在5月14日寄出建议，因13日宣传部禁令孙志刚案不得再“炒作”，“三博士违宪审查”给媒体新的关注焦点，我们的行动是舆论的一部分。

一个多月后，天津收容遣送站一个救助房间里我正访谈一个被救助的男孩，回头看到新闻联播里国务院宣布废除收容遣送制度。

那一刻曾让很多人欢欣鼓舞，成为“新政”的象征之一。当晚我们三个通电话，感恩时刻也有深深的遗憾——违宪审查制度建设的梦想恐怕要落空了。2003年我们继续向前，注册了公益机构，代理孙大午案，推动人大代表竞选。以孙志刚案为标志，聚焦典型个案，维护公民权利，推动制度建设，很多人把2003年称为“公民维权运动”的起点。

十年后的今天，孙志刚成了媒体的禁忌，我和滕彪成了这个国家的异议人士，丁家喜、赵常青、袁冬等很多勇敢的公民在狱中。一个媒体的朋友问我，怎么评价这十年，进步还是退步？我忽然觉得这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它促使我思考十年来走过的路。

二

2003年7月，报道孙志刚案的南方都市报开始被广州政法系统反复调查，直到年底查出管理层几年前一笔58万元的奖金分配存在程序问题，总经理喻华峰被以贪污和行贿罪逮捕。我作为辩护人之一，我们整个团队都参与了南都案，也第一次遭遇维稳，网站被关闭，第三次传播真相的网友见面会被“和谐”。“阳光宪政网”被关闭那天，我写下《我们依然认真》：

“或许，阳光宪政以后还会面临更多的困难。我们清楚知道，这片古老的土地有着两千年专制的背影，通往宪政的道路多么漫长而艰辛。但是正义的事业总得有人去做，于是我们认真去做。……我们是一群负责任的中国公民……我们不是批判者，我们是建设者。……”

2004年下半年，我在美国研究宪法和选举，作为总统竞选的基层志愿者体验普通人参与政治的纯真热情，郭玉闪、滕彪在我们位于华清嘉园的办公室主持人大代表论坛。9月北大“一塌糊涂bbs”被关闭，我和滕彪、俞江联名抗议，北大学生静园草坪集会之后，被有关部门盯上，被迫暂停使用。2005年3月我们注册的研究中心和天则经济研究所等六家公益机构一起被无理由关闭，据说因为有人联想到了“颜色革命”。我找到工商所长，问什么理由，答曰上级命令。好吧算了吧，起诉也没意义，6月我们注册了公盟公司。

2005年有很多感动时刻。4月住上访村，见证了太多不义的苦难，在国家信访局门口胡同里体验上访者被殴打，通过那条黑压压截访围堵的胡同后我的裤子上满是脚印。5月在中央党校旁边的坡上村教会，为印刷圣经而被捕的基督徒蔡卓华祈祷。7月营救陕北民营石油案中入狱的朱久虎律师，和滕彪一起走访陕西榆林一个小镇，见证地方政府的贪婪专横与民营企业的卑微无奈。10月和李方平律师在东师古村被看守殴打，那天陈光诚冲出了家门口的重围，在村口上百人拥挤冲突中我们紧紧拥抱……这年年底《亚洲周刊》的年度风云人物是维权律师群体，体制外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具有持续行动力的公民群体。

2006年夏季这个群体遭遇压力，陈光诚和高智晟入狱前后维权运动陷入03年以来的低潮。很多年来我为他们入狱而愧疚，高智晟的律所被处罚听证会我是代理人，陈光诚案我是辩护人和援助行动的总协调人，可是我没能帮得了我的当事人也是我的朋友。直到9月以后形势好转，又到了区县人大选举时间，我们给数百个业委会主任、NGO组织、上千位律师发信动员参选，组织志愿者团队帮助多个候选人设计张贴海报、召集竞选聚会。我本人也很幸运得到北邮老师和同学的支持，再次当选海淀区人大代表，感谢金怀鱼、谷欣带领的竞选团队，感谢我们学院的张树林书记，他在学院会议上公开支持竞选。

2007年我们援助黑砖窑受害者向警方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很遗憾没有结果。其实我们援助的很多案件都没有结果，就像承德陈国清等四人抢劫案，无辜的他们已在狱中19年了，我们代理也已9年无数次申诉都看不到希望。第一次黑砖窑之行给我最大的震撼是，它没有围墙，紧挨村庄离最近的人家不居然到一百米。因为残忍暴力下的恐惧，因为政府腐败不作为，还因为乡村普遍的麻木冷漠，陈小军们长期在这里沦为奴隶，这片丧失是非善恶的土地如此辽阔，无权无势者甚至一生也走不出尽头。

2008换届之年似乎总有更多大事发生，除了奥运还有314事件、汶川地震、毒奶粉事件等。8月我们派出调查组赴藏区调研314事件的经济社会成因。9月我们组建律师团援助数十万三聚氰胺奶粉患儿。第一阶段历时三个月推动国家赔偿方案出台，但很多受害者所得赔偿远不能弥补伤害，有的孩子光手术花费已近10万却只得3万赔偿。彭剑、黎雄兵、李方平等100多位公益律师继续努力，起诉到最高法院以及数以百计的地方法院，可是很遗憾只有10个立了案，两个开了庭，一个也没判决，后来一直到香港法院诉三鹿集团的大股东，穷尽了所有的路。直到2011年9月项目总结，在国家赔偿方案之外为200多位结石宝宝争取到了公正，其中最大个人单笔赔偿35万，感谢浙江一个法院坚持要开庭才迫使伊利妥协。而最大一笔赔款100万几乎是“敲诈”来的，我们发现一个企业的广告有虚假，以消费者名义诉其虚假广告，海淀法院总算立了案，总经理来北京谈判我们很直白，目的就是赔偿该品牌的50多位患儿，对方为我们的真诚和理想所感动。2009年公盟募款交罚款的危难时刻，林峥正在南方把100万赔款发到受害者手中。

无论我们多么坚守良心和正义，旧体制对任何独立的存在都本能充满敌意。到2009年我们的团队不断壮大，位于华杰大厦的办公室越来越忙碌，汉中打狗事件、绿坝风波、邓玉娇案都有援助。7月一个从不盈利的公益机构被以偷税罪名处罚，我和庄璐被捕。感恩这进步时代，它不仅是技术进步带来的言论空间，不仅是汶川大地震后雨后春笋般冒出的公益组织，更重要是人们心里底线的提升。抓捕我们打破了普通国民的心理底线，公盟团队决定募款缴纳罚款4天募集超过40万元，江平、茅于轼等前辈们大声呼吁，香港高中学生郑咏欣给温总理写公开信，千千万万素不相识的朋友以文化衫、徽章、明信片等各种方式表达抗议，在浩大的呼吁救援声浪中，专制者退却了。我们继续前行。

2009年底一次例会上王功权提议一个新的项目——取消高考户籍限制，其实几年来我们一直在推户籍改革，这次找到了一个新的切入点。我们召集最初求助的4位家长志愿者街头征集签名壮大团队直到两年后超过10万人，每月最后一个周四去教育部请愿，动员数以千计的全国人大代表提议案，多次组织专家研讨会，调研起草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方案，组织“新北京人”公园植树等公益活动……经过两年半努力终于攻克了教育部，2012年8月底出台了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年底29个省市开放或者承诺即将开放随迁子女就地高考。然而我深感愧疚的是，教育部政策在落实过程中又遇阻力，付出最多努力的北京、上海千千万万家长志愿者们依然没有看到希望，在“2012取消高考户籍限制”的口号下奋斗了三年，“解放了全中国却惟独剩下了自己”！面对两个最顽固的堡垒，我们需要继续积聚力量。

从孙志刚案废除收容遣送制度数以亿计的新移民不再担心随时被抓捕遣返，到教育平权运动数千万留守儿童得以在父母身边上学，为打破户籍隔离，为新移民的自由平等，我们努力了十年。

 三

2009年税案之后，虽然公盟公司主体资格仍在，我们也注册了新的公司，但这样的外壳已没有意义，一小群公民再勇敢也是远远不够的，民主宪政的使命必须有最大多数人广泛参与。我们放弃了“公盟”，开始用一个不是名称的名称——公民。“公民”是泛民主派的共同身份，这个完全开放的平台属于每一个追求民主宪政的公民。

2012年5月我们开始推动“新公民运动”，倡议大家一起做公民，一起站起来向前走，通过同城聚餐交流相识，通过法律援助、推动官员财产公示等公义行动推动民主法治，联合成长为体制外健康力量，最终推动中国和平完成宪政文明转型。这是一场社会革新运动，更是一场民主宪政政治运动，我们不回避政治，在一个强权横行贪腐遍地的丛林社会，良心就是政治。我们努力为这个民族走出一条新的道路——自由、公义、爱。推翻、打倒并不意味着专制的根基——恐惧敌意消失，必须驱逐这个民族心灵深处恐惧敌意的阴霾，才会有自由民主的中国。

十年了，我们一直是反对者，反对专制制度，也反对专制文化，反对任何人——无论掌权者还是在野的反对者——谎言、构陷、不择手段，任何时候怀有公义的心。也一直是虔诚的建设者，理性推动社会进步，建设民主法治，建设公民社会。在《中国信访调查》报告中，我们批评专制体制是上访问题的根源，建议从县级直选和司法独立开启政改。在《藏区314事件的经济、社会成因》调查报告中，我们提出利于国家统一和住民自治的建议。在《钱云会之死真相调查报告》中，我们顶着舆论压力公布交通事故真相并分析不合理的土地制度等事件成因。《关于“723动车特大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的法律意见》中，我们批评50万赔偿太低，公布90多万元的赔偿标准舆论迫使政府很快接受。反户籍隔离教育平权运动我们的《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方案》为大多数省市接受。就在孙含会等“十君子”被捕前不久，我们正准备起草财产公示法律草案。我们是一群负责任的公民，反对，是为了建设。

十年了，我们执着坚韧前行，在这古老腐朽的专制宫殿旁奠基民主宪政的千年大厦。十年了，我们一直在为自由而战，为陌生人的自由而失去自由成为生活常态，这是我们在这个时代的骄傲。从“公民维权运动”到“新公民运动”，我们一直走在同一条路上，这是一条良心之路、自由之路、公义之路、爱之路。

十年了。这进步的十年，伴随奥运升腾的礼花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新移民在城市安顿下来，高铁压缩了时空距离，最偏远的山村也有了社保萌芽，网络通信技术把文明链接。这人性复苏的十年，市场经济解构极权体制，自主人格一点点萌发，野蛮拆迁千夫所指，上海大火十万献花，“红十字”死了，良心在成长。这新旧胶着的十年，旧体制不甘退去，收容遣送废除了上访者被关黑监狱，刑事诉讼法修订了但曾有的一点司法独立被吞噬，人大选举法修订了但2011年选举媒体被迫集体沉默，贫富差距持续拉大，特权贪腐愈演愈烈，官民鸿沟越来越深。

2013中国告别了不折腾的十年，改变就要开始了。此刻，“十君子”被捕，公民群体遭受新一轮打压，但也正有越来越多臣民顺民觉醒为公民，我如此执着相信这个民族的命运，在经历了两千年专制和一个多世纪的动荡磨难之后，是该重生为自由、公义、爱的新生命了。我们选择了一条最美好的道路，值得一生坚守，无论多少挫折磨难，从不改变方向。这是一条新的道路，这条道路漫长而艰难，可只有这条道路通往美好的未来。

 公民 许志永

2013，5，16

一

6月18日下午公盟志愿者袁先生带来一位于先生寻求帮助，他说他的父亲闯美国使馆后被地方政府打死了，17日早上尸体被扔到河北沧州老家的院子里，头上有几寸长的伤口。他突然跪下，恳求一定要帮他父亲伸冤，说他父亲之前就受到过地方政府的死亡威胁。

我厌恶黑监狱，北京有很多这样公然犯罪的窝点，不管上访原因是什么，打死一位76岁的老人实在太过分了。第二天我收到了照片，可见老人头上清晰的伤口，悲愤之下配图片发了这样一条微博：“这位76岁的河北沧州老人叫于汝发，为司法不公上访12年，上周四第二次闯美国使馆，被三里屯派出所带走，之后警方说他被地方政府接走，周日他的尸体出现在老家院子门口，头上有伤痕。昨天他躲在北京的儿子寻求帮助，我告诉他首先保存好遗体，可他的家人受威胁可能要被迫火化，我们又能做什么呢？”

当天这条微博在腾讯和网易都转发上千条，很多人表达了和我一样的愤怒。正考虑下一步如何帮助他们，6月21日早上我接到袁先生的电话，他说实际情况和网上报道有出入，他当夜和于浩波一起去了他家，听他家人和邻居说，老人被送到村口，自己走回家，当时头上没有伤，是当夜受伤死亡，伤口不排除是半夜出去解手跌到了砖头上所致，当然也有可能深夜一出门被人打死。我很震惊，这可不是一般的出入，我怎么能这么轻率发出虚假的消息？

我立即发微博致歉：“诚挚道歉：前天发出的河北沧州76岁老人于汝发闯美国使馆后死亡事件，为提供法律援助志愿者前去当地调查核实，发现老人被送回家时没有受伤，第二天凌晨家人看到他倒在屋外，目前尸检正在进行中。我偏听其家人的说法并在拿到照片后发出消息，可能对大家有误导，非常对不起！”后来又在推特上转发。

这个道歉自然引来我不够谨慎的批评，还有人指出我不够诚恳，明明就是误导了大家怎么还说“可能误导”？但没想到居然引来了另一种激烈声音，有人指责我公然撒谎，依据是某网站对于浩波的采访，于说他对父亲的亡灵发誓，根本没有义工去过他家调查。后来知道这可能是他误会了，不知道袁先生是我们的义工。但在当时，说真话反被指责撒谎，甚至被指责是屈服于国宝压力而撒谎，我极其厌恶。但如果攻击停留在小范围内，我没打算回应，可是过了两天艾未未、刘建锋等人也开始质问，一句“普通撒谎”把这件事和钱云会之死调查报告连在一起，上升到个人品质问题，我必须回应了，这已不仅是个案真相问题，更是一个政治底线伦理问题。

二

 回应时我说“我厌恶流氓暴政也同样厌恶流氓无产者不择手段”，对不起，这句话不该针对具体的受伤害者。但我真的极其厌恶不择手段，这不是立场问题，这是底线问题。

专制政权常常不择手段，他们系统地伪造历史，说自己是抗日战争中流砥柱，说刘文彩是地主恶霸，说说自己多么伟光正。这是我们要反对的。可是，我也很遗憾地看到，很多反对专制的人士也会不择手段，以专制的方式反对专制。

钱云会之死调查报告第一版一直是我的遗憾，有些细节不准确，公布太仓促了，虽然不是仓促发布的主要因素，但我为发现事实的自满和抢先发布的自私冲动深感愧疚。还好，我们对事实真相的判断没错，更重要的，我们没有背弃自己的底线。当我们发现真相是交通事故，我们努力把正义建立在土地维权真实的苦难历程上。然而有人不在乎我们的报告说了什么，不在乎村民最后能得到什么，也不在乎清楚记录事故前后过程的13段视频讲述的真相，他们只在乎自己的立场，在乎的是我们居然帮政府说话，他们愤怒地指责我们破坏了这么好的革命机会。

云南“小学生卖淫案”，本来警方有过错，那个晚上他们误抓了陈艳（化名）上小学的妹妹，家人去找警方讨说法，警方也答应赔偿17000元。就在这时一些朋友在不了解真相的前提下行侠仗义，试图把正义的支点建立在“陈艳根本没有卖淫”的基础之上。舆论声势迫使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半年前陈艳有卖淫被抓的记录，“陈艳”就是那次被抓的化名，于是他们继续追查证据后反击，结局是陈艳被收容教育半年，其父也被以容留卖淫罪入狱。我看了全套卷宗并核实了一些细节之后写了一篇短文《真相是正义的前提》，只是想告诉大家汲取这个痛心的教训。但很遗憾，理性的声音受到人身攻击。

固守自己的偏见也可以理解，毕竟大家没有去过现场调查。可怕的是，攻击对手时明知道真相或者完全不顾真相。

有人说，我们的立场有问题，我们的定位应该是批评者。我们的立场是公义，从未改变，在一个极端不公正的社会，公义的立场也就必然站在弱者一边。我们曾努力让人们关注钱云会之死背后村民艰辛的维权路和制度的不义，也曾试图帮助村民从电厂获得更多赔偿，只是很遗憾被解除代理关系而终止。我对“小学生卖淫案”发表看法是在陈艳的父亲已经定罪之后，对于他们一家的遭遇深感痛心。于汝发之死事件，即使我感到受骗，道歉时也没有公开自己对死亡真相的推测，回答网友质疑时只说“死亡原因待确定”，如果不是受到越来越广泛的攻击，我不愿回应，是怕伤害他们。

我当然想声讨黑监狱，那么多人被非法拘禁、殴打，包括我本人，宋泽因从黑监狱救出三位老人被失踪至今，当知道一个76岁的老人被打死，我觉得一个打击黑监狱机会来了，我得承认，我对专制有偏见。但是很遗憾，这位老人不是这个黑监狱打死的，发现自己错了，误导了别人，我必须道歉，对自己的言论负责，这没什么好说的。

这个国家从不缺少罪恶和苦难，很多时候面对求助我们深感无奈，我们没有必要借助谎言批评专制，没有必要把正义的支点建立在虚假的事实之上。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努力帮助弱者，我会永远站在弱者一边，但真相是正义的前提，任何时候我们不能无原则无底线，不能把谎言当真相，把真相当谎言。

 三

只顾立场，不管是非，面对真相不是认真反省自己的判断，而是“五毛”、“美分”的帽子满天飞；只要能够攻击对手，谎言、栽赃、陷害……无所不用其极；观点不同，相互妖魔化，相互人身攻击，甚至一有机会就大打出手。这个国家人与人之间如此不信任，左右之间、官民之间、贫富之间，到处在人身攻击侮辱谩骂甚至恨不得食其肉啖其血。

专制者习惯于不择手段，极左派天性对他人有很强的戒备和敌意也崇尚不择手段，但如果自由主义者也像他们一样，我们的力量在哪里？我们能给这个国家带来什么？

人类社会有两种基本力量：爱和恐惧。专制秩序依赖恐惧，人们听话，是因为害怕，斯大林说，害怕比尊敬更重要。民主秩序依赖爱，当选总统是基于多数人发自内心喜欢。我们选择了民主宪政，我们唯有的力量是爱与公义。

我们必须让人尊敬，包括对手的尊敬。我们必须在这彼此敌意的人性荒漠之上建立信任与爱的绿洲。未来的民主政治绝不是毫无底线相互攻击，民主竞争必然会建立在基本宪政共识和底线伦理之上，而这依赖于有一群公民楷模坚守公义，具有强大的道义力量。

说真话，即使在狂暴的舆论洪流中依然坚持说真话，我不想讨好谁，我只为坚守信念。我们这一代人必须为自由中国奠定政治责任伦理的基石。任何时候我们必须有一颗公义的心，反对专制，但不可不择手段，追问真相，但不可歪曲事实，坚持自己的立场乃至偏见，但无论谁对谁错，不能只顾立场不管是非。

我知道那些激烈的批评者曾经为我的自由呼吁，我们都在为这个社会的不公不义而呐喊，我能理解那弥漫的愤怒和绝望，可我仍然要说，朋友，在追求自由民主的道路上，任何时候必须有一颗公义的心，任何时候不能让愤怒蒙蔽了自己的双眼和心灵，不能用邪恶的手段追求美好的正义。我们对这个国家的未来负有责任，无论面对多少邪恶，我们必须坚守美好政治的理想，必须坚守自由、公义、爱。

 2012年7月6日

]]> /2013/07/25/1020.htm/feed 0 /2013/07/25/1018.htm /2013/07/25/1018.htm#comments Thu, 25 Jul 2013 14:54:35 +0000 freexzy /?p=1018 自由公民

6月7日上午十点多下楼，楼道口外7个人，有两个是市局文保总队的，其余不认识。曹大队长迎上来说，要找我谈谈，外出找个地方做个笔录。

上路向北昌平方向。几分钟后他们拿出黑布给我眼睛蒙上，借口说让我休息一会儿。我知道很多朋友都经历过，没有反抗，反抗也没用。

经过高速路和颠簸路面，大约半个多小时后下车。我本能举起手想摘掉黑布，有人大声呵斥“不能摘”，立即有两个人夹紧我的胳膊。

大概到了屋里，我被按坐在一个感觉像沙发的角上，抽去腰带、鞋带，搜走身上所有东西。有人进进出出。一个声音说“先好好想想，最近都干了什么，下午问话！”我一动不动，完全沉默。

唐吉田、滕彪、黎雄兵、李方平、江天勇等很多朋友都经历过，我等待着随时可能的辱骂和拳脚。我等待着。曾经想过，如果遭遇暴打和酷刑，我会仰天大笑，是那种洞穿天空和历史崩溃魔鬼宫殿的彻底地大笑，可是此刻我知道了，我不会那样，在上苍面前，我没有资格那种骄傲地笑，我会悲悯地望着打手，任由侮辱和殴打，甚至眼睛悄悄溢满泪水，为我在这世间的荣耀。

这个民族在专制阴霾中太久了，很多先辈为信仰、为思想、为言论、为理想付出过生命的代价，直至今天还有人遭遇非人的折磨。这些年我所经历的殴打，为陈光诚辩护时，在国家信访局门口，从黑监狱救人时，真的太肤浅了。此刻，我甚至渴望酷刑，否则，我没有资格对这个民族的未来怀有那么美好的梦想。

大约过了一小时，有人进来问想的怎么样了，我沉默。有人过来摘掉黑布，原来我坐在一个宾馆房间的床角。

曹队长进来说，没别的意思，就是想就公民组织的活动和我谈谈，做个笔录。我说，谈话没必要采用这种方式，为抵制黑头套和非法拘禁，我不会回答任何问题，请理解。

接下来大部分时间都沉默。偶尔有简单对话。

有两个对话印象深刻。一个姓温的三十来岁（应该曾经看守过滕彪），我去洗手间他非要推开门看着。出来后我说“你没必要这么积极”，他说“不是我积极，对你们这种人就要严加防范”，我说“我们这种人…..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他说“我不管我正在干什么”。

有一个姓赵的五十多岁，性格还算直爽，一口咬定我这种人会认为中国什么都不好外国什么都好，肯定不看新闻联播，我说我经常看。他接着说，“既然西方那么好，你为什么不出国呢？”我一下子提高了声音：“这是我的国家，我的祖国！我当然要留在这里，我有责任让她更好！至少不能让西方的什么主义任意践踏我的祖国！”他问什么西方的，我说“你共产主义不是西方的吗？”

晚上送来盒饭劝我吃，我说，对不起，非法拘禁期间不吃饭。

这是大约一年前作的决定。当我没有自由空间做事推动社会进步，就以绝食的方式抵制非法拘禁，算是为社会进步做一点努力。记得去年6月，因为教育平等一次较大规模请愿，我被带到一个温泉宾馆，两天没吃饭。他们说，本来带你来好好玩玩放松一下，结果你连饭都不吃，我们也没法玩了。他们多次说，想开点，大家一起出去玩多好，想去哪里你说。可是对我来说不存在这种“旅游”，我跟他们讲，当你们不干这个活了，我们可以一起去旅游，但非法拘禁就是非法拘禁，作为一个自由公民，我应当抵制。

因为很多朋友关注，我被非法拘禁能受到人道待遇，可是，中国有那么多默默无闻的受难者。2009年3月的一天，在陶然亭公园旁边的青年宾馆黑监狱，一位来自河南的16岁的中学生被打成脑震荡。2009年中秋节，山东的上访者李淑莲在龙口的一个地下室黑监狱里死去，她的家人因为讨说法到处被追捕。2012年3月两会期间，在湖北襄樊驻京黑监狱，一位老人生病，不准去医院，十多天后死去，家人要求赔偿，也被非法拘禁。这是我见证过的。还有很多宗教信仰者，他们甚至常年被非法拘禁，有的被折磨致死。数十年来，中国有多少人死于各种黑监狱和酷刑，我吃这点苦算什么。

晚上没睡好，轮值看守们无聊地聊天，后来有人打呼噜。

早上八点曹队长过来叫醒我，说有领导要过来谈话。我明白了黑头套的用意，这是领导谈话的仪式，先来狠的，然后领导来了看起来很温和。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人类普遍的心理状态，一个态度凶狠，另一个态度温和，让你产生错觉，觉得温和的那个人很好，你会愿意跟他多讲。这一招警察常用，专制者治国也常用。

几分钟后进来的是郝总（副总队长），两年前见过一面。他说这次其实就是想好好沟通一下。我说沟通可以，但没必要采用这种方式，还黑头套什么的，真的没意思。当着三个下属的面，他开始“谈话”，说我们公民在组织化，问题很严重，随时可以用刑法105条治罪，下次给我定罪就不是偷漏税了，等等。我说，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保障每一个中国人的自由和人权，包括你们在座每一个人在内。希望彼此理解和尊重各自的立场和角色，谁也拧不过历史潮流，什么事不要做得太过，不要太积极，王立军很积极吧……没等我说完，他说，“等着处理吧”，起身走了。

我觉得自己犯了一个错。在海淀人大会期间，一位长者曾经提醒我，批评要注意方式，说话要顾及人的面子。我告诉曹队长，我刚才说话可能太难听了，愿意再和郝总沟通一下。

大约半小时后，郝总回来了，他说没生气，我说没生气就好。我们单独到院子里河边聊。谈教育平等，腐败等。主题还是说我很危险，要注意分寸，以后要注意配合他们工作。我说感谢提醒，抱歉，不是给你们为难，这个国家需要改变，我也愿意为这个民族的自由承担代价。也许你不相信，对我来说，人生很简单，就是把上帝给的智慧尽可能推动社会进步。

我们推动新公民运动，倡导公民从个体做起，传播民主法治理念，坚守公民行为准则，拒绝特权腐败，我们倡导新公民精神——自由、公义、爱，我们的使命是彻底改变枪杆子政权王朝兴衰的轮回，使每一个中国人得自由。这就是我失去自由的原因。

曹队长来要做笔录，我说对不起，这次你们做的太过了，我有责任抵制黑头套和非法拘禁，不回答问题，也不会签字，笔录和我无关。他问关于制作公民徽章的事，我说，不用再问了。他大概写了几行，就走了。

又换了一拨人，前后我见到的有12个人了。新来的我熟悉，其中一个身体不好，我说，真没必要啊，你们来这么多人，再说，也浪费纳税人的钱啊。关于教育平等我们又一番争论。

下午三点多，他们开始收拾东西。最后把我的腰带、鞋带等东西拿来。上车前，曹队长问我，今天下午还有事吗？我说有，他问什么事，我说我是自由公民，有自己的行动自由。他打电话，然后情况好像有改变，把我送回家，他们并没有离开。

我知道，以后的一些年，我的自由可能越来越少，但我梦想的自由中国一定会越来越近。正有越来越多的新公民站起来，以自己的行动祝福中华民族美好的未来，感谢！

 2012年6月10日

 今天教育平等志愿者去青龙湖公园植树，这是我们能想到的最温和最友善的推动社会进步的方式，可是公园被临时封锁了。我也失去人身自由，就像过去两年中很多次教育平等较大的活动时一样。无论我们多么真诚和善意，都不能融化这个体制根深蒂固的戒备和恐惧，七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你什么动机》，可这个国家阴谋论的传统如此深远，七年后我不得不重复这个话题。

每月去教育部请愿，扩大签名支持团队，起草随迁子女高考方案，给人大代表寄信，组织研讨会……两年多来很多很多努力只为一个简单的目标——取消高考户籍限制，所有纳税人的孩子，不分户籍、贫富、地位拥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

中国正在现代化，数以亿计的人口必须来到城市从事其他产业，他们已经是这个城市的居民，可是，无论一个人在这个城市工作生活多少年，只要没有一纸户口，他（她）就永远是外地人，即使孩子在这里出生长大到了高中也要告别父母回到陌生的户籍地参加高考，数千万留守儿童的家庭温暖、数百万随迁子女的人生前程被这吃人的户籍教育体制断送。我们的社会存在如此严重的问题，必须有人站出来呐喊了。

可这和你有什么关系？他们问。我有北京户口，这和我的现实利益没有关系，但和我们的使命有关。

2003年4月25日当我在电脑前得知他死难的那一刻忍不住眼睛湿润了，我知道这背后“昌平挖沙子”的故事，知道1999年国庆节很多人被警察当面撕掉暂住证然后强制带走，也知道更漫长的苦难1958年城乡间户籍高墙筑起后成千上万进城寻找生活希望的人们死在收容遣送的路上。这一年6月18日，我在天津收容遣送站听到国务院宣布收容遣送制度即将废除的消息，禁不住在日记本上写下“我爱你，中国！”

但历史伤痕的愈合需要更为漫长的时光。收容遣送制度废止后，本来可能被随机抓捕的“流动人口”解放了，流浪乞讨者也更为自由了，但那些曾经在收容遣送站里被归为“病号”的上访人群常常被任意拘禁殴打。2005年我们开始做信访问题调查，我本人在国家信访局门口和上访者一起挨打，后来围观黑监狱也和他们一起挨打。

2006年北京发生强拆打工子弟学校风潮，我和其他几位海淀区人大代表质疑教委，之后公盟立项开始研究户籍歧视问题，发现就业、社会保障等一共有19种附加在户籍上的歧视政策，而其中最为迫切的是孩子教育问题。

2009年6月，我们注意到不仅打工子弟学校，大量北京公立学校的非京籍孩子也受严重歧视。秋天开始的调研中，我见到了从园园，一个非常优秀的女孩，国子监中学年级第一名，市三好学生，爷爷当兵转业到北京，奶奶没有北京户口，爸爸妈妈也没有，她作为这个城市的移民第三代，初三毕业不得不回到完全陌生的户籍地，她姐姐本来和她一样优秀，回到户籍地由于身边没有亲人生活不习惯成绩已滑落到中下。还有从园园的邻居章旭东，他父母八十年代因为亲戚关系来到北京工作，他在北京出生长大，在班上前几名，但初三毕业不得不托关系到了张家口一个中学，在班上成绩倒数前几名。几个月后我们再见到张旭东，几乎认不出来了，他变得又黑又瘦，先前的青春朝气完全消失了，坐在小凳子上一言不发，母亲在一旁流泪。想起2004年在美国纽约的唐人街那个非法移民的聚居地，我曾和当地华人聊起非法移民问题，那里绝对不会有这样的故事。

当然，选择教育平等作为一个项目，不只是因为我们对个体命运的感伤，更重要的，这是两亿多中国人共同面临的困境，仅在北京这样的“二等公民”就有700多万。2010年1月，王功权先生提议，公盟例会讨论通过正式作为一个为期三年的项目。三年，在当时看来多么漫长，尤其是对于一个随时可能遭遇打压的民间组织来说。可是很快两年多就过去了。

这是中国，必须有足够多的人同时呐喊，声音足够强大领导者才能听到才能重视，也才有希望推动改革，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通过征集签名等方式扩大团队，两年多时间这个团队从最初4个人壮大到近10万人。而人多，不可避免面临维稳部门的压力，第一阶段争取小升初平等过程中，每次和大家见面最常说的话题是如何坦然面对警察。经过和教委八次“协商”，志愿者从最初的几个人发展到2000多人，到6月小升初大体实现了平等，7月我们开始第二阶段努力——取消高考户籍限制。

如何发出强大的声音但又足够温和理性不至遭受太大挫折，这是整个维权道路上我最常忧虑的问题。2010年9月，签名支持人数过万，媒体大量报道，11月给数百名全国人大代表寄信，2011年3月10日教育部长回答“正在研究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方案”，但直到6月23日那次较大规模请愿后qq群和网站没有被关闭，我才基本放下心来，这个群体已经足够庞大能够代表新移民的声音，政府也保持了理性克制。2012年清明节大家去植树，这是公民行动的第三阶段——在北京，爱北京——我们以最温和最友善的方式推动社会进步，可是很遗憾。

两年多了，我看到志愿者团队已成长壮大，已能独立组织活动，政府也已明确承诺将要出台新的政策，作为一个项目，我们的大部分工作已经完成了。如果说还留下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可能还有一些误解，比如有家长害怕在qq群和网站上提及我的名字。看着这个团队在公盟颠沛流离的办公室从无到有一天天成长，当有人刻意回避这个团队和我们的关系我也会有难过，但我理解大家面临的压力，即使有一天不得不和我们划清界限，我也能理解。但是，面对一直以来的刻意挑拨和恐吓，我还是想再一次跟大家解释，我们做这些究竟是为什么？

为了钱？2月23日自称人民日报网络舆情分析师的胡瑞说，当家长们在教育部门口冒着巨大风险，我这个“臭名昭著的维权律师”大概正在家里数钱呢，我看到后淡淡苦笑，从2009年公盟税案到去年竞选人大代表，一直有人说我“身价千万”，如果真的为了钱，我没那么愚蠢选择这种对抗特权的方式。推动教育公平的收支是透明的，大家曾经给我捐一台电脑我立即退回作为办公用品了。对于我个人而言，生活来源是北邮的工资，如果有一天为了服务社会而失去学校的工作，我可以坦然接受大致相当于现在工资的社会捐赠。生活过得去就可以，尽力把上帝赋予的智慧服务社会，这是我的信仰。

为了名？如果一个人舍弃了很多物质利益获得了声望，就像比尔盖茨，这应当是人类的追求。可我天性喜欢找一个安静的角落过自己的生活，从小就木讷内向，我喜欢自由，不被打扰。然而上帝也赋予了我另外一种天性，那就是对正义的渴望与执迷，它驱使我走上了一条追求公义的道路，从心灵的角落里被赶到公共领域，分担弱者的遭遇和不幸，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被误解和谩骂……只因这个社会需要，具备一定影响力不是目的，而是无法逃避的责任。

为了权力地位？公盟做什么的你知道吗，有警察恐吓志愿者。是的，公盟不只推动教育平等，我们还帮助三聚氰胺奶粉患儿寻求赔偿，为被判死刑的无辜村民寻求正义，围观黑监狱解救被非法拘禁的上访者，推动人大大代表选举，就动车事故赔偿标准提出批评和建议……可这一切基于良心和正义的阳光行动在某些人眼中都是自私贪婪邪恶的，在一个强权无处不在的国家，这一切都和“政治”有关，而“政治”是自私贪婪阴谋诡计不择手段的代名词，“政治”被如此的妖魔化，这是我们民族至深的悲哀。如果说政治就是为权力不择手段，那我此生注定和政治无缘，可这个国家不能永远在丛林政治泥潭里挣扎，必须有人坚守美好政治的理想，恢复政治应有的样子——政治是为公众谋福利的美好事业。我们从不隐瞒政治理想——这应当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一个真诚简单的社会，强者有制约，弱者有保障，没有那么多特权、猥琐、愤怒和绝望，每一个人脸上纯真的笑容。这理想当属于每一个中国人，它和我们在此世的世俗利益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它和我们个人，其实和13亿中国人的关系一样——为了我们子孙后代能够生活在一个自由幸福的国家。

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来到这世上有自己的使命，我不在乎权力地位，只在乎生命的意义。如果非要说我利用什么达到个人目的的话，那就是修行——我利用这个社会实实在在的痛苦，改变痛苦为幸福以达到在此世修行的目的。其实这样说也不准确，我只是顺应天命，改造这个不完美的世界，我没有自己的任何目的。当有一天取消了高考户籍限制连那最偏远山村的留守儿童也能来到城市和父母团聚，当有一天司法实现了独立公正多年奔走呼号的人们得来哪怕是迟到的正义，当有一天这个国家终于实现了一个多世纪以来先辈们追求的民主自由之梦，当骄傲的时刻来临，我只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感恩上苍。

我知道有的人永远不会相信，他们生活在丛林法则太久患有严重的警惕恐惧强迫症，职业病就是满世界寻找敌人，他们不相信梦想，不相信世上会有这样的“好人”，不相信一切美好的东西，他们甚至说我绑架了家长群体利用这个群体。我不在乎他们是否相信，他们有自己命定的角色，我曾当面怒斥他们，但平静下来只能表示深深地悲哀，救赎这群绝望的灵魂不知要付出多少代价，这正是我们要做的。

可是我想让你们——和我同行两年多的志愿者们以及所有我们曾经努力帮助的人们相信，我们的事业不需要任何人感到害怕，这个伟大的国家需要并且已经拥有一群真诚的理想主义者，活着不为世俗利益，而是为了使命，为了人生而平等，为了陌生人的自由和尊严，为那命定的生命终极意义的荣耀。

很多年来我们被命运驱使如此执迷，在自由公义的道路上不断承受压力，被误解，被殴打，被监禁，办公室一次次被迫搬离，一次次失去人身自由，请相信不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我们一直做正确的事，我们顺应良心和正义的方向，顺应上帝指引的方向浩然前行，为了自由中国，为了这个伟大国家世世代代光荣与骄傲。

2012年4月2日

一

2011年第一天记忆深刻，整个下午我们在丰台一处拉着铁丝网的三层小楼前一次次拨打110期待警察解救黑监狱里的上访者，直到夜晚寒风中，一位勇敢的上访者趁人外出门缝打开之际突然用力拉开铁门闯进碉堡一样的小楼，里面的上访者趁机往外冲，几分钟后警察就来了。我和王功权、单亚娟等十几人坚持要求放人，后来获释者中有赵克凤，新快报《湖北“死囚”被曝执行枪决9年后仍在正常生活》报道中被冤枉的徐浩的母亲。那个寒冷的夜晚，她去桥洞住了，为了无辜的儿子，九年来艰辛上访她一贫如洗。

很多年来，这样的故事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从1997年冬天我第一次在中央电视台东门看见成群结队的上访者，14年过去了如今南站附近他们依然成群结队。这是一个特权腐败横行的国家，无权无势者遭遇冤屈找不到说理的地方，这个社会如此渴求公平正义，杨佳、钟家姐妹、钱明奇们泣血的呐喊久久激荡在神州大地。

在一个每年信访量上千万的国家，我们也只能挑选很少的极端个案为公正尽一点力，面对北京数十处关押访民的黑监狱，我们也只能偶尔围观一次解救几个人，面对那些极端贫困冬天住桥洞的冤民，我们也只能送一点棉衣棉被，尽量避免有人冻死。七年来为承德案四个被判五次死刑的村民我们去最高法院申诉40次了，他们是无辜的。三年来我们为结石宝宝个案争取到了近200万元的赔偿，他们大部分生活在农村是最弱者。2011年我们继续援助夏俊峰，那个被殴打时奋起反抗杀死城管的商贩，我们援助河南新乡的张好峰父子，他们在自家院子里和夜晚持刀砸门闯入的凶徒搏斗杀死了带头的村支书的儿子，父子被判死刑和死缓。很多个案我们能做的只是告诉他们到哪个部门去控告申诉其实说了也没用，更多的时候我们对来访者一遍遍说对不起，我们只能挑选那些最有广泛社会价值或者涉及众人权利的个案，我们必须用最有限的时间和经费帮助更多的人。

二

就在元旦这一天，网络上我们正被千夫所指。寨桥村长钱云会遇难，那张残酷的照片，那背后数年苦难的上访路，那每每关键时刻坏掉的摄像头，一切都太像谋杀了。人们渴望真相，我们去调查真相，很快做出了判断，这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之所以成为一个重大公共事件，背后是村民多年为征地上访历经磨难以及整个社会普遍的官民不信任。抱歉，我们的报告第一版确实有细节错误，我们对结论的表述也太不留余地了。

激烈的批评甚至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叛变了居然为官方说话？我们被200万收买了？我们是刽子手阴谋家？我为自己自鸣得意地仓促公布报告而深感羞愧，但是，当一年之后再回首，我依然主张公布真相，只是以后不会再那么仓促了。我们不是批评者，我们是建设者，这是2003年一直以来的立场。当执政者有问题我们就批评，比如就723动车事故发表意见要求给遇难者90多万元赔偿，就刑事诉讼法修改提出建议坚决反对秘密拘押，在鸡蛋和墙之间，我们毫不犹豫站在弱者一边，可是我们绝不会把白鸡蛋说成黑的。

当车轮下的图片飞速传播，其实很多人渴望是谋杀，那样符合自己对官僚们的价值判断，符合内心深处的诅咒，对不起，我们没有和大家一起诅咒，他们确实有罪，但不在于这个交通事故，而是背后整个权力体制的贪婪与傲慢。我们的报告第二版指出了这些，可是已经没有多少人愿意听了，也没有多少人再关心村民的未来。这次教训之后，我们是否应该学会更“聪明”，比如看到真相不符合大众口味就不再说话？没有，我们没有改变，我们不能改变。当官民裂痕越来越深，当站队已经成为微博达人们的自觉行动，我们依然在原地，其实我们早已站好了队，那是真相与正义，是美好政治的信仰。

三

我们是执着的建设者。当2010年1月制定了两年半的推动教育平等的计划，觉得时间那么漫长，可是很快两年就要过去了。两年来家长志愿者团队从最初的4人壮大到6万多人，去教育部请愿19次，迫使有关负责人一年内做出4次回应，成立专门的团队研究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方案。

行动其实是从2002年开始的。那时我在《中国改革》杂志社兼职负责农村版月刊的采编，每个周末例行接待上访者时知道了收容遣送制度，知道了1961年大饥荒成千上万的人饿死在被遣返的路上。2003孙志刚之死，我们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收容遣送制度。2006年我们继续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总结了北京户籍人口比没有户籍的人口多出19项特权。2010年开始重点关注依附于户籍的教育体制。改变历史遗留的城乡户籍歧视，推动社会公平，我们一直在努力。

庞大的守旧势力幻想着北京能脱离中国和东京纽约伦敦比富丽堂皇，其实真的要把穷人赶走了，他们连饭都吃不上，垃圾都能将他们掩埋，还有一些教育部门的官员怕出事故自己官位不保，两者合力取缔打工子弟学校，从2006年就开始了。2011年6月他们下达了关闭20多所学校的命令，8月初我们代理被关闭学校的孩子起诉政府，正像很多所谓敏感案件一样，法院顾的是官僚们的大局而不是法律的尊严，不受理。后来舆论压力下他们承诺安置每一个孩子，但事实上，仅东坝实验学校就有一百多个孩子重新成为留守儿童，他们曾想坚持把学校办下去，可被停水停电，坚持了半年还是放弃了。

在城市化的历史背景下，每年春运潮背后是2.2亿城市新移民缺乏正常的家庭生活，最不幸的是孩子，他们从小没有一个健全的家。现在，家长们行动起来了，征集签名壮大团队，去教育部请愿，给人大代表寄信，组织公益活动，这已经是最温和的方式，也只能采取这样的方式，坚韧执着，年复一年，期待着感动这个国家。

四

当中东古老的沙漠茉莉花开，北方正寒风肆虐，一些勇敢的公民失踪了。帮助身边的公民是我们的责任，一边准备法律辩护，一边小心翼翼不敢声张。每次和他们见面，彼此都会探听一下消息，我问，滕彪怎么样了？他们会问，你们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如果开始了法律程序，我们打算都进去，我如实说。4月初，胖子也失踪了，那天早上我被带到宾馆，晚上回来才知道。形势紧张到了极点。

办公室要不要关闭一段时间？几个朋友好心提醒，不是故意前冲，但客观上我们又一次站在了最前沿。但是，如果我们这样理性建设性的团队都不能存在，这个社会还有希望吗？今年只打算做几件事：法律援助和救助，关注暴力拆迁，推动教育平等，推动人大代表选举，其中选举是最敏感的。可这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我们的工作不过是编写《联名推荐候选人参选指南》和选举法解读，联络公开站出来的独立候选人聚餐分享经验，给求助者解答问题，观察选举总结报告。

5月江西新余的刘萍率先打起了竞选旗帜传单被夺走本人也被非法拘禁，6月全国人大法工委站出来说“独立候选人”没有法律根据接着是媒体全面封杀，李承鹏等勇敢的公民高调宣布参选很快遇到各种诡异的压力，北京13位公民联合参选被限制人身自由，广东这号称最开放的南方所有公开参选的独立候选人全部落选。30年前就有先辈们开始了竞选，然而遗憾的是这么多年我们几乎没有看到政治体制的任何进步。

我必须参与，哪怕只为表明一个姿态。我想告诉选民们，请珍惜这张选票，不要觉得无所谓，那些因社会不公绝望的受难者，其实和你我息息相关。我还想告诉大家，政治必须有底线，无论对方如何造谣诽谤，我不会。今天我是一个失败者，可我宁愿用无数次的失败奠定中国人灵魂深处政治伦理的基石。当辛亥百年革命和民主的话题重新流行，我们不去争论民主好不好，不去争论民主了会不会乱套，政治文明是我们毕生的事业，无论多少人绝望了放弃了，我们评判自己国家的未来永不悲观，因为我们不是旁观者，也不只是参与者，我们是行动者，是建设者，是历史责任的担当者。

 五

这一年，卡扎菲死了，金正日也死了，从中东到东北亚，专制的冰原一块块崩塌，新技术带来的革命浪潮正席卷这蔚蓝色的星球。而我生活的这古老土地上，渴求正义的人们依然成群结队。

人权日前夕，我收到一个短信：“恩人，我是河南长葛王金英来到了北京，我已身患癌症晚期将不久于人世，请你一定要帮我弟弟伸冤啊，感谢主！”2005年5月的一天在崇文门医院，王金英躺在医院走廊的尽头，哭着讲述她的遭遇。她弟弟王明轩生前是长葛市人大代表，被人陷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从案发到执行死刑不足6个月，后来我问他的辩护律师，律师一声叹息，说有政治背景，很无奈。王金英上访路上曾遭遇七次毒打，这一次他被截访者打断脚踝骨和三根肋骨，扔在今天北京南站所在位置的枯井里，幸亏访民相救送到了医院，没钱医治，被放在走廊里。没想到6年过去了，她还活着。几天后我们又一次见面了，她步履蹒跚把轮椅拎过公盟办公室的门框，我再次看到她浑浊的泪水。我很想拥抱她对她说这世间我们其实只是一个游戏中预设的角色，可是每个人又怎能摆脱各自命中注定的哀哭？

我们活着是为了使命，为了那些为不义焦灼的沧桑的脸绽放幸福的笑容，为了下一代孩子们纯真的脸。2011年革命的话语悄然兴起，我们依然是建设者，在历史的天空下，有一群站立的公民，2012我们不相信世界末日，我们相信这个国家美好的未来。

 2011年12月29日

]]> /2013/07/25/1014.htm/feed 0 /2013/07/25/1012.htm /2013/07/25/1012.htm#comments Thu, 25 Jul 2013 14:52:14 +0000 freexzy /?p=1012 请珍惜这张选票——致北邮同学的一封信

 （按：2011年10月，各地独立候选人面对强大压力，本来不打算参选的我决定站出来第三次竞选海淀区人大代表。这是竞选中写给北邮同学的信。）

2011年11月8日，你将领到一张选票，上面列着四个候选人的名字，在每一个名字后面，你有权利表示赞成、弃权或者反对，你还可以在反对的名字后面“另选他人”。

也许你从不关心，你觉得这没用，你已经失望或冷漠太久了。可是，2003年和2006年你们的学长们曾经珍惜手中的选票，那两次合法公正的选举是北邮的骄傲。作为他们选出的海淀区人大代表，作为曾经的宪法学老师，我恳请你们珍惜这张选票，珍惜这五年一次的对国家和社会肩负责任的机会。

根据宪法，人大代表最重要的职责是选举和监督“一府两院”、决定财政预算等重大事项，当了8年海淀区人大代表，我深切感受到，正是因为依法履职的代表太少，法定的“权力机关”才变成了“橡皮图章”，一个国家“根本政治制度”都如此虚假，怎么可能建立诚信社会？而依法履职代表太少的原因，就是因为缺乏竞选，选民没有认真投票。

我能理解你们的冷漠，因为你们只是看到了“他们”的标语，你们没有看到“自己”的候选人——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不知道他（她）打算做什么，能做什么，甚至不知道他（她）是谁。因此，我，也是每一个候选人，都有责任以海报、短信、演讲等各种宪法赋予的公民表达自由告诉你们“我是谁，我打算做什么”，然后由每一位选民做出自己的“选择”。这不是中国特色腐败官场上的“拉选票”，这是真实选举所必要的“介绍”候选人。

而你们的责任，是珍惜这张选票。不要觉得无所谓，社会不公不义和每一个人的冷漠有关。无论人大、司法还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机关能够依法履职对人民负责，中国就不会有今天如此的贪腐与不公。如果说那些拆迁自焚者、被关黑监狱的上访者、无辜却被判处死刑绝望的伸冤者离你太遥远，海淀离你不远，难道你愿意继续看到海淀区人大代表高票选出一个一年之后因腐败被判死缓的区长？愿意继续看到财政投资20亿元把麦田挖坑灌水建成一个“国家级湿地公园”？愿意继续看到打工子弟学校突然被强拆？愿意继续看到特权腐败横行正义底线缺失而“权力机关”无所事事？如果说过去四年都和你无关，那么现在，是你，要亲自投出这神圣的一票。

请珍惜这张选票。五年就这一次，选谁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你”的选择。11月8日那天，法律不是让你被动去胡乱画几个圈完成任务，而是让你为海淀人民选出负责的议员——从法定职责上看人大代表就是议员。不要在乎谁推荐，不要在乎他（她）是否当过代表，不要在乎他（她）是不是领导，要在乎自己的判断，看他（她）有没有意愿关心公共事务，有没有意愿依法履行代表职责，然后，在赞成的候选人后面画“o”；对不了解的候选人弃权；在反对的候选人后面画“x”并在“另选他人”一栏里填上你希望成为代表的任何一个公民的名字。

和你们一样，我也曾想过放弃。为今年要不要第三次竞选，我犹豫了很久，反复问自己是不是因为在乎这个职位。2003年第一次竞选人大代表，我想告诉大家，请相信我们的选举权是真实的，2006年第二次，我想给大家证明，非官方推荐的候选人也是可以连任的。我执着地告诉人们，这个社会是有希望的。本不想第三次竞选，可是作为代表8年过去了，我没有看到政治体制进步，却看到公民竞选持续受到打压，看到选民依然沉默，依然被操纵着完成这场虚伪的演出。

我不在乎这个职位，过去8年已深切体会到很多无奈，可我在乎一个世纪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所争取的今天写在我们宪法中的那些神圣的权利信条，在乎每一个中国人的自由和尊严，在乎那些为社会不公所蒙受的实实在在的苦难，在乎一个简单、真诚、善良社会的梦想，我必须在乎。

我还在乎自己生活了九年的大学校园会不会被假丑恶蹂躏。我希望校园生活是真实的、自由的、快乐的，没有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虚伪，没有官僚和准官僚们的贪腐与自私，学子们不需为所谓前途不断阉割自己的灵魂。我希望选举是真实的、自由的、快乐的，没有谈话和威胁，没有论坛被封杀，没有恐惧和冷漠。

知道已经有老师和同学为支持我而被谈话，对不起，我已经太“敏感”，因着与生俱来的使命，我走上了一条追寻自由和公义的道路，为结石宝宝寻求赔偿，代理光诚案，围观黑监狱，为冬天桥洞下贫穷的访民送衣物，反对打工子弟学校强拆，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理想社会而呐喊，在良心和公义的道路上走的越远也就越“敏感”了。这个国家有太多的苦难和焦灼，我没能学会转过脸去，有个声音一直在告诉我，这个社会可以更美好的，这么多年我一直生活在梦想中，它让我见证了很多苦难却依然在感动中前行。

因着自由中国的梦想，我离北邮越来越远了。9年来，这里是我生活的保障，大家选我当代表，学校为我常常承受压力，有很多老师和同学值得我永远心存感激。曾以为在体制和良心之间能找到平衡，从事公益的同时可以做一个称职的法理学和宪法学老师，给可爱的同学们讲法律是什么，如何成为一个好的法律人，什么是言论自由……每到期末，会有同学拿出相机，在宏福的草地上记下我们每一个人的笑脸，我喜欢那些日子。可是2009年暑假之后我再也不能上课了，实验室和资料室的工作做不好，一直愧疚不安。虽然老师和同学寻求帮助的时候我都会尽力帮忙，但是因为选择了做一个现代公民拒绝所有的“关系”和勾兑，我能帮忙的其实不多。我唯一能承诺的，也是2003年曾经的承诺——我将关注社会公正，推动国家民主法治自由幸福，真对不起，请不要问我能为北邮做什么，而是要问我，我们一起能为这个国家做什么。

是的，你我都有责任考虑，我们一起能为这个国家做什么。面对权贵无节制的贪婪、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多的关于房价、教育不公、国企垄断、司法腐败的普遍的愤怒，你也许从不关注，也许曾有抱怨，也许已经学会转过身去，可是，那些因社会不公绝望的受难者，其实和你我息息相关。幸福是相对于别人的优越感，成与败、欢乐与悲伤、贫穷与富裕都相依相应而生，当你作为这个社会的精英阶层享受富裕、成功的快乐时，请不要忘记那些贫弱的同胞，你的幸福和他们承受的代价息息相关。人类当彼此相爱，我们彼此相依。

请珍惜这张选票，不要说这没用，永远不要放弃希望，永远不要放弃一点一滴的努力。无论经历多少挫折，我没有放弃把“橡皮图章”变为“国家权力机关”的努力，没有放弃一个公平正义自由幸福中国的梦想。这梦想需要很多很多人共同完成，请和我一起唤醒这麻木冷漠的时代，请认真对待自己的权利，认真对待我们国家的未来。其实那对正义的渴求、那美好的闪光的爱就在每一个人心灵深处，需要我们用行动去召唤。无论面临多大压力，我愿坚守，在这溃败的社会里点燃真与爱的微弱烛火，我渴望北邮的老师和同学、千千万万的现代公民和我一起点燃这烛火，照亮这个民族未来的道路。感谢！

2011年10月18日

附：感谢你们——竞选之后的感想 

2011年11月15日，北邮选区三个海淀区人大代表名单公布了，之前已知道结果，我最后一次竞选海淀区人大代表落选。感谢你们，3500多位勇敢的选民，在另选他人的空格里写上我的名字。我唯一可以承诺的，是对理想主义的坚守，请相信无论经历什么挫折，有位北邮人，一生为了一个梦想，为了民主法治自由幸福的中国。

感谢你们让我知道，北邮有一群对国家和社会有责任担当的理想主义者，你们让我知道，这条通往自由的道路虽坎坷却不孤单。

感谢我的助选团队。你们被谈话，散发传单被保安驱赶，张贴的海报被撕下，举着自己设计的海报被夺走。有的同学我见过，有的从未谋面，谢谢你们在网上分享文章，印发我写给北邮同学的一封信……如果说当代大学校园还有理想主义的星火，那就是你们。很抱歉，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里，出于安全考虑，我不能一一说出你们的名字，感谢你们！

选举结果也告诉我，通往自由的道路还很漫长。我不想承诺食堂饭菜降价、上网免费或者增加自习室，不想轻易承诺，我只想告诉大家，有这样一位理想主义者。我想知道这个时代有多少人支持理想。有些难过的是，我高估了理想主义的感召力。

我没有向获胜者祝贺，这是一场不公平的竞争。党委推荐候选人动用了几乎所有可用的学校行政资源，有的辅导员干脆明说不能推选我，而我的助选志愿者受到很大压力，仅人文学院至少三位同学和一位老师被书记或者辅导员谈话，以前途相威胁不准帮我助选。来自不同学院至少三组对我的提名被胁迫撤销或者上报途中消失。学校用短信告知选民“我们建议四人名单……如有不同意见找选民小组长反映”，正式候选人在校园里多处有大幅照片每个宿舍有电视轮番播放竞选视频，而作为独立候选人我不能发传单，不能贴海报，手拿海报也被赶走。还有故意的谣言和诽谤，说我自己不愿意上课、里通外国、为当选不择手段等等，很遗憾，竞争刚刚萌芽，谣言诽谤却已满天飞。

人生的结果往往是自己的选择，从广阔的意义上，我选择了这次落选。我没有为当选提前做准备，比如放弃一些公平正义的理想，让自己顺从一些就不会遇到体制的巨大障碍。我没有为当选使用“策略”，比如全力以赴促成二次选举，比如揭发候选人的生活、资金使用等问题。我甚至不愿意多发传单，担心助选同学有压力。有人说我为了自己“利用”同学，这话太过了，当我举着海报站到校园的那一刻，我不是在为自己竞选，而是在举起先辈们曾举起过的民主的旗帜，我说的话没有任何新意，那是人类文明的常识。我厌恶肮脏的政治，明明知道理想主义会遭遇失败，可这是我的信仰。

1980年校园兴起竞选人大代表，30年过去了，通往现代文明的道路依然漫长。因为2011年秋季竞选热潮遭遇强力打压，我再一次站出来了，感谢你们和我站在一起，失败了没有关系，请相信为了理想每一次抗争都是有意义的。我依然相信未来，相信人性中美好的东西，相信这一代人的坚守和召唤终将唤醒沉默的大多数。

2011年11月16日

我们最后一次激烈争论是1月25日晚上，为钱云会之死调查报告第二版要不要发布。我和黎雄兵、彭剑等大家都认为既然我们确信真相是交通事故，就应当发布，这次调查本来的目的就是去探寻真相，我们需要给公众一个我们认为的结论；你说，我们的目的应该是监督政府的程序问题，在那么多疑点的情况下，为什么要急于发布报告？在这样的体制下，我们有可能发现真相吗？那天争论了三个小时，你在外地，我们三个电话都打没电了。

很多时候我们坚定地站在一起，围观黑监狱，救助访民，为死刑冤案提供援助，帮助毒奶粉患儿维护公正，帮助北京新移民的孩子争取上高中和参加高考的权利，8年来，从孙志刚之死开始，我们一直在一起，甚至被导师逐出师门，我们也是在一起。

但有时，我们激烈争论，比如人权报告。2005年我们开始撰写中国人权报告，我主张三分之一内容讲进步，三分之一是批评，三分之一是建议，而你认为，公民的立场应该是批评，表扬的声音已经到处都是了。我知道我们之间立场有差异，十多年前就知道了。那时每周一次我们在一起讨论民主、法治、自由主义、新儒家等等，你和俞江常说我激进，你作为批评者，那时还生活在北大象牙塔里，还没有接触太多的社会阴暗。

当你开始成为一名行侠仗义的人权律师，面对那些被判死刑的无辜者和一个个破碎家庭，有朋友说，你越来越激进了。其实，我知道，是你太简单了，不是别人不知道那些苦难，是他们学会了转过脸去，或者，学会了忘记。

在坎坷的道路上，我学会了回避一些不可碰触的陷阱，而你还没有学会，或者，你的天性永远也学不会，你是传说中的独立知识分子，一个永远的坚定的批评者。而这个国家还远没有文明到能够容纳独立知识分子的年代。

几个月前，你问我，愿不愿意和Dl喇嘛连线交流，其实我是愿意的，也知道这样做的意义，说汉藏民族之间需要更多交流也许话题太大了，但至少，我尊敬他，珍惜这样的机会。

2008年“314”之后，你和Jiangtianyong等十多位律师联合声明，愿意为被捕的藏民辩护，你的立场其实很简单，作为律师有捍卫人权的职责，国家面对个体太强大，如果没有充分的辩护，冤案可能发生，那是法治的耻辱，因此，任何人哪怕是最极端的恐怖分子被追究刑事责任时都应当获得正常的辩护。这在一个现代文明国家，早已是常识，而在中国，你们居然要为坏人辩护，要为分裂分子辩护，那你们也就是坏人，是分裂分子，是敌对势力。当你说，我是在捍卫法治的尊严，是为这个国家每一个人的基本人权，每一个人！包括你在内的每一个人！你的声音立即会被恶毒的诅咒淹没——放你丫的狗屁！然后你，突然就被失踪了，那次40多个小时。

而更重要的，也是很多人不能容忍的，你站出来是因为——你同情弱者。此刻，你不是一个国家的臣民，你是一个人，一个超越国家烙印的自然的人，任何个体或民族被压迫就是你被压迫，他们的痛苦也是你的痛苦。就像托尔斯泰那些传说中的知识分子，他们更愿意把自己视为一个超越国家的人，而这样的知识分子还不属于你生活的国度，你，站错了队。

爱国本是一种自然情感，我们深爱这片生养自己的土地、这土地上的同胞和历史悠久的文化传承，然而专制制度下，爱国常常被异化为对统治者的顺服，如果你不能接受这样的“爱国”，如果你还对统治者任意批评，你会被扣上“卖国贼”的帽子。

我没有关心连线你们说了什么，没有那么多心思去琢磨每一个字句，我们总是把这个世界想象的更美好一些，虽然现实常常证明我们错了。有人会记恨你的。他们的世界里充满了敌人，或者，还有一些更加聪明的人，他们的世界里需要敌人。

你被带走的第二天，传出兴善研究所被搜查的消息，警方拿去了电脑和一些申请资助的材料。

兴善研究所的目的是为了反对死刑，注册手续还没有办好，当然这注定困难重重。我们大家其实并不怎么支持这个项目，不是我们赞同死刑，而是取消死刑离中国还很遥远，当下我们应该做那些急迫的事业，比如教育公平、暴力拆迁、人大选举等等。而你不一样，你比我们更理想主义，你不需要考虑是否现实，你只需要按照内在的良知去努力。

“兴善”是一个人的名字。2006年1月18日，基于受害人“复活”，湖南省高级法院对滕兴善故意杀人案做出再审判决：滕兴善被宣告无罪，而他17年前已经被处决。狱友回忆当年他被刑讯逼供，说完“我顶不住了，只好承认杀了人”，仰天大哭。无论律师怎样无罪辩护，也无论临刑前他如何大喊“冤枉”，没有人理会。而在证实丈夫是冤死之后，妻子并未替丈夫伸冤，而是沉默了10年，面对女儿的质疑，她说，我们没有钱，也怕跟政府打官司。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有人真的做到了“屈死不告状”，他们是那么的绝望。你开始了行动。承德陈国清等抢劫杀人案、聂树斌故意杀人案、甘锦华故意杀人案、冷国权贩毒案、夏俊峰杀死城管案，还有很多很多，你关注死刑，力所能及为死刑犯辩护。有些案件事实很清楚，无辜者被判死刑，很多人容易理解你的立场，而有的案件，嫌疑人很像是真的杀了人，你的辩护会让很多人误解。

据说中国有80%的人是支持死刑的。越是仇恨积怨深厚的地方，人们越支持死刑，而你却想在这积怨深厚的土地上举起反对死刑的旗帜。

很多年前你曾经说过，你将永远是一个批评者。这样的人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一种陌生的存在，如果你不驯服于现在的权力，那你一定是为了推翻现在的权力，作为一个只是生产思想而且常常是超前的甚至怪异思想的人，你不可能不服务于某个现实的利益集团，这是中国传统文人的生存逻辑。

然而历史一再证明，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布鲁诺大逆不道地认为地球绕着太阳转，遇罗克公然反对出身论，人类文明每一点进步在那个时代都曾是激进的甚至疯狂偏执的。这应该是一个多元的社会，每个人的观点都是真理的一个表面，而真理就像一个圆球，有无数的表面。一个自由的社会，应当保障不同的思想尤其是今天看来偏激的思想的存在，今天，发达国家仍然会有一些激进的人们，他们很多人在大学里教书。

而中国没有不被权力侵入的大学，知识分子们如果勇敢地说话，会被媒体封杀，会丢掉饭碗。你走的更远，一次次被谈话，一次次被威胁，一次次被软禁，一次次被失踪，这是你的生活状态。其实你已经学会了很多妥协，可在这犬儒的时代，你一直想站起来像一个人一样活着，那你一定太激进了。

我们生活的目标之一是让人们能够自由地说话。我们国家的未来，应该是一个能容纳批评的社会，多少年之后，也许你仍然是一个批评者，但那个时候，你不再会因为批评被失踪被黑头套了。

你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怎么就被失踪了。那天下午我们约好见面，想谈一谈对光诚的帮助，可是到了晚上再也没能联系上你。当我们上学的时候，没想到今天的你走了这么远。也许是这个社会的渴望，也许是前方重重黑幕吸引着你走上这条救赎之路。

“我正行走在一条崎岖颠簸的路上/但我未曾停止过歌唱，我的爱人/路边的柳叶缓缓地变换着颜色/风中隐隐传来远方化雪的声音”。

这些天传来很多勇敢的公民失踪或者被捕的消息，Ranyunfei、Aiweiwei、Wanglihong……虽然大自然阳光明媚，这是一个特别寒冷的春天，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个时代，历史的阴霾深深笼罩。我们是如此的卑微和无奈，甚至除了等待什么也做不了。

请原谅，我不能写上你的名字，希望它能够在脆弱的网上存活，传播更远。

2011清明节（滕彪被秘密警察带走第43天）

]]> /2013/07/25/1010.htm/feed 0 /2013/07/25/1008.htm /2013/07/25/1008.htm#comments Thu, 25 Jul 2013 14:50:22 +0000 freexzy /?p=1008 爱，在通往正义的路上

一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爱，我知道，在这个受到严重伤害的群体里谈这样一个主题有些残酷。

这是一个受难的群体。有的人三十多年走在上访路上，就像郝文忠，为了文革中死去的丈夫奔走，一生被关押200多次，一年前她打来电话，她的女儿刚刚花了五万元把她从精神病院赎出来。有的人在黑监狱里遭遇野蛮暴力，就像姚晶，被一群男人野蛮殴打致脾挫裂。有的人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在一个地下通道里默默死去。我们爱自己的家人，爱自己的朋友，爱那些为社会奉献让人感动的人们，爱那些给我们一点帮助甚至只有一句温暖话语的人们，在漫长的渴求正义的道路上，我们有过很多感动，有过很多爱。可是，那些伤害我们的人，那些打人的警察，每年两会黑压压的接访，还有黑监狱的打手，我们也爱他们吗？

是的，我们爱他们，爱每一个人。

因为每一个人都值得爱。每一个人都是人。一个杀人犯会也会爱自己的亲人朋友，他可能是一个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打人的警察也是人，接访也是人，黑监狱看守也是人。他们都有家庭，有朋友，会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甚至也有自己内心深处的和我们一样的正义感。

在青年宾馆黑监狱，那个最凶恶的打手，那个满脸横肉拿着铁链子朝我冲过来的打手，我们有过一个短暂对话。我说，你知道吗这是黑监狱，关押含冤上访的人。他很愤怒：“冤案多了去了，你能帮他们解决吗？我还有冤呢。”他的意思是，这个社会都这样，都做坏事，我凭什么做好事，我还要吃饭呢。我平静地说，如果你有冤，请告诉我，我愿意尽力帮助。后来两次，我注意到，他每次要打我们的时候，总是先喝酒，他被招来时神志清醒从我们身边骑车过去，喝酒之后过来打我们。

还有那个朝我头部和脖子用拳重击的高个子看守，在他刚刚打我之后相对平静的时刻，我温和地问他是做什么工作的，他竟然怒吼起来，“你管我干什么呢，有本事你考公务员去，当了大官，改变这个现状！”是啊，就连这样的人也知道现状不好。

这世上本没有恶。所谓恶其实是人的自我，人在此世的不安全感，要满足欲望，要获得更多财富，当为了自己的欲望去伤害别人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社会评价的恶。而即使再坏的人，内心也有善的一面，那是上帝植于人类内心深处的良心的种子。所以我们不会简单把社会分为好人和坏人，尤其是不会简单地把伤害自己的人或者和自己不同立场的人当成坏人。

爱那些伤害我们的人，这种一种痛苦的选择，在漫长的上访路上我们经历了如此多的磨难，在寻求正义的路上，我们遭遇歧视和误解，我们随时失去人身自由，遭遇野蛮暴力。可是，我们必须超越苦难，超越自己在此生的苦难，必须以一种新的感悟面对我们的命运，不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所有同胞的自由和幸福。

二

爱不是阴谋。我们不是因为对方看起来强大，所以掩饰自己的恐惧和敌意，然后麻痹对方获得自己的利益。如果爱作为一种阴谋，那是对爱的亵渎！如果把爱当成阴谋，那我们就在跟他们比阴谋，我们能比得过他们吗？如果我们比得过他们，那我们比他们还坏。我们的社会太缺乏真诚，送温暖常常是某种作秀，但其实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渴望爱，真诚的爱。仇恨没有用，这个国家的根基就是敌意和仇恨，曾经的阶级斗争就是激发人与人之间的敌意和仇恨，那是我们民族痛苦和耻辱的经历，我们的使命是寻求人性中另外一种力量——爱的力量，只有人性的这一个极端才能战胜敌意和仇恨的另一个极端。作为这个社会的穷人，我们拥有什么给这个社会？我们没有金钱，没有权力，但我们拥有爱，我们爱每一个人。

爱不是弱者的乞求。有很多人是在乞求，在一个丛林法则的社会为了卑微的生存，我们能理解。但弱者的乞求不会是爱，如果把自己当成弱者，即使我们获得了一点施舍，我们永远也只是跪着。如果这个社会永远分为强者和弱者，如果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生活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中，我们即使获得了一点施舍又有多大意义？所以我们站着追求自己的合法权益——站起来并不意味着对抗，站起来是一种尊严，我们是公民，拿起法律的武器——尽管我们知道它常常没有用。这个社会必须得有人站起来，越来越多的人站起来，社会才能改变。

爱是信仰。爱世人，爱每一个人，是我们永远坚守的信仰。每个人心中都有爱的种子，爱能激发爱，爱能超越恨，只有爱才能融化这冰封的大地，才能拯救同胞于冷漠和仇恨的地狱。无论我们是否宗教徒，在这个世俗的社会上，一个自由、公正、仁爱的社会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使命是爱，用爱激发所有人的爱，建设一个充满爱的人世间，这不光是为了我们自己，更是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

爱是同情。就像那个拆迁办打手，那些为了饭碗，为了欲望去伤害别人的人，他的职业并不高尚。他的内心会挣扎，他不会幸福。在这世间，一切的财富和权势都会成为过往云烟，越是不可一世的人越会内心不安。而我们，虽然看起来是这个社会中的最弱者，但我们坚守内心的道德法则，为一个美好的社会，为所有的人，也包括那些伤害我们的人以及他们的子孙后代，为这个民族的未来而成为勇敢的战士，我们不是弱者。我们同情那些历史的过客，那些一生心灵都不得安宁的人们。

爱是宽容。面对那些贪赃枉法的法官，那些灭绝人性的黑监狱看守，我们原谅他们。我们执着上访只是为了一个说法，对方一个真诚的道歉就可以化解一切的恩怨。当正义实现的时刻，我们不仅是宽容，而且是怀着感恩的心，因为他们的角色让我们经历磨难，让我们担负起我们本来不知道的历史责任，让我们的人生更有意义。

爱是谦卑。谦卑不是对某个人，而是对上苍的谦卑。一年前很多访民去北大声讨孙东东，很多人在北大东门高呼口号，那不够谦卑，如果当时所有的人都沉默地站立，那要比喊口号有力得多。相比而言，去年124法制宣传日数千访民源源不断来到中央电视台东门的方式更加有力，他们平静地走去，然后排着队登上大巴被拉到马家楼，在这个宣称法治的日子里，作为法治不健全的受害者群体，填满马家楼，这本身就是有力量的。希望以后，那些去填满监狱的抗争者更加坚定和从容。

爱是诚实。在说谎者面前，说谎没有意义。有些事情我们可以不说，但我们不说谎。无论对方如何以诡计论成败，我们不跟他们一样，我们坚守诚实。我们本来就是为自己的冤情，为社会正义而奋斗，我们没有必要说谎。我们不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刁民，我们蒙受了什么冤屈，我们的要求是什么，我们诚实面对所有人。

爱是奉献。我们不仅挺身捍卫自己的权益，更要关心别人，团结大家。关心身边的不公正，关心自己所生活的城市和乡村的不公正，代表大家说话，比如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特权腐败等等问题，努力成为具有道德威望的公民代表。在上访路上，我们相互照顾，相互关爱。过去很多年上访群体里有太多的猜疑，这是整体的悲哀，有人破坏大家的团结，有人汇报一些所谓材料，这其实无所谓，我们自己内心坦荡，也爱那些坏人，那些卑微的坏人。

爱是责任。我们对自己说的每一句话负责，我们温和理性，我们做到仁至义尽。是的我们在强调自己的义务在一个严重不公正的社会里一群受伤害者在这里谈论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在一个顺从的卑微的社会，这是我们责任，也是我们的荣耀。

三

我们的受苦，这么多年来默默无闻的受苦，终于开始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今天，参与我们交流的有很多没有经历过公权力伤害的网友，他们也越来越多和我们站在一起，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站起来对特权腐败说不的公民都和我们站在一起。

2003年之前，在大众的视野中，上访者几乎只是文艺作品的形象，就像那位背着布袋胸前挂着像章拄着拐杖满脸愁苦的老汉，他们的现实生活是收容遣送站里的一个角落——那个被称为病号区的角落，大概两年之后我才明白病号的含义，意思是是头脑有病。当时收容遣送站里关押主要是三类人，第一类是上访者，第二类是流浪乞讨人员，第三类是随即抓来的农民工或其他长相看起来是外地人的人。

2003年孙志刚死后，收容遣送制度废除了，定福黄庄向东那个高墙电网的大院变得空空荡荡。上访者走上街头，其中的一位，新疆的冯永计女士今天就在这里，她为丈夫伸冤，带领数百人在全国人大信访接待大院里一齐喊口号——人大成了养老院……以至于楼上很多个窗口工作人员好奇地探出脑袋。大约一年以后她终于拿到了最高法院的指定再审通知。可是，她的故事到此远远没有结束，抱歉今天没有时间展开这背后一个漫长而荒诞的法治故事。

2003年之后信访问题成为一个全国性社会问题，过去几年里，中央政府做了很多努力，领导干部深入基层下访，成立信访联席会议，等等，但效果有限，虽然每年用于接访的费用越来越多，上访人群并没有减少。这是一个全局性的制度问题，不可能通过修修补补来解决，根本问题在于权力来源问题，官员是人民选举，还是上面任命。问题在上头，但不是说，上面出来一个清官就能给所有人公正，问题在于权力缺乏制度制约，这是一个民主制度问题。

因此，无论我们愿不愿意，我们已经肩负起社会责任，我们在为自己内心的正义，为亲人的权益抗争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角色——我们是这个社会进步的推动者。

我们是这个严重不公正的社会的表达者和抗争者，其中有的同胞甚至献出了生命。这是一个关系社会，每一个关系的背后都是以权谋私，是特权腐败，严重的社会不公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常态。绝大部分人默默忍受。但是总得有人站出来，我们就是那率先站出来呐喊的公民。

2004年之前，因为农村税费，多少人走到上访路上。记得江西一个村民带头抗争不合理的税费，一些村民代表去县里上访的时候被扣押，于是他带头扣押了正在村里的上面派下来的干部，然后他被以绑架罪判处十年徒刑。我中国改革杂志社的办公室里见到他的妻子来北京上访是2002年秋天，那整个下午我的心都无法控制愤怒和悲哀。我没能帮得了他。后来这个国家告别了农业税，在这背后，是那位被判刑十年的村民，是包括今天在座各位在内的成千上万人的承受的苦难。

现在，我们面临拆迁变法，新的条例提出只有为公共利益才可以动用政府权力，市场标准补偿等等，尽管我们还有很多不满意，但毕竟是一个进步。要知道这背后有多少人四处奔波甚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啊。唐福珍在众目睽睽之下点燃身上的汽油，那惨烈的镜头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甚至一天出现三次——昨天，北京和广州医院里同时住着三个自焚烧伤者。那个差一点自焚的湖南人戴建明，他的妻子和长沙众多上访者来到北京，被强制截回当地关押。

也许是这个国家太大了，也许是因为太多历史的重负，点滴进步都是那么艰难，二十世纪先辈们前仆后继满腔血泪的呐喊抗争都没能带来政治文明的根本进步，直到今天，我们仍在努力。中国是一个表面上看起来正在迅速强大但随时可能轰然崩塌的巨人，这个国家内部有问题，国家权力缺乏道德根基，社会分为官员和平民。我们努力不要让她崩塌，努力修复这个国家内部的伤痕，今天我们在这里，就是努力的一部分。

我们不是精神病人，不是自私的刁民，我们是良心和正义的坚守者，因为相信那些写在宪法上的神圣的权利，因为相信一个美好社会的理想，我们走上了一条抗争甚至绝望的道路。但无论经历了多少苦难，在通往正义的道路上，我们的使命是爱，爱这个国家。生在这片土地上，这就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前辈，以及我们子孙后代共有的家园。这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地缘共同体，为这个共同体的美好未来而奋斗，是我们在此世的角色。我们要努力让这个社会更美好，不能让特权、仇恨、敌意和猥琐大行其道。

能够带来一个美好社会的，只有爱。只有爱才能消融仇恨和敌意，只有爱才能唤醒每个人内心的爱，只有爱才能让我们彼此温暖，只有爱才能真正改变这个国家——这个漫长的专制历史阴霾的国家。用我们的爱消融这冰封的大地，用我们的爱浇灌每个人内心深处绝望的种子，用我们的爱建立一个自由幸福的国家，为了我们子孙后代的一个自由幸福的国家。

2010年2月6日与访民座谈发言

一

最低气温零下十六度，据说这是北京四十年来最冷的一天，南二环一个地下通道里住满了人，他们是这个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群体。

当我们来到这里，志愿者黄先生的汽车里已经没有了棉衣和被褥，只剩一些馒头了。这些天，他们每天发放几百件棉衣被辱，还有两百斤以上的馒头。曾经这里有一群韩国基督徒坚持了二十年每个周六发放食物，后来他们被驱逐出境了。

我第一次开始走近这个群体是在12年前。中央电视台东门口，一个山东菏泽来的妇女在我眼前渐渐精神崩溃，哭闹着要进电视台找领导，几分钟后被警车带走。另一个深刻的记忆是在10年前，那天零下十四度，国家信访局门口被烟熏黑的写满标语的胡同里，一个白发妇人佝偻着身躯木然地站在那里，她的被褥刚刚被警察焚烧过。

社会进步了不是吗，在这个寒冷的冬天，警察和城管只在圣诞节前夕把居住在通道里的人们的被褥抢走了两次，以后就不再抢了，刘安军他们这才有机会把网友们捐助的物资持续发放。

从国贸到这个地下通道坐地铁只要一个小时，仿佛时空穿梭。在这世上，每个人都扮演着自己命定的角色，在这个寒冷的冬天，有人谋划着权力把金钱和子女送到国外，有人在高楼边不为人知的角落里悄悄死去。

每个国家都有无家可归者。北京的无家可归者有乞丐，但更多的不是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上的流浪者为了乞讨，不是恒河边上赤脚的白胡子老人为了苦行的信仰，不是白宫旁边黑人流浪汉选择浪迹天涯的自由，而是因为他们太爱较真了。在这个残酷不公正的社会里，冒出一个近乎偏执追寻内心正义的庞大群体，他们中有被征地的农民、被拆迁的城市居民、被下岗的工人、被选择性执法的企业家、被打击报复的市委书记……而住在地下通道里的是其中最最贫困者，他们住不起村庄里一个晚上5元钱的通铺。

二

每个国家都有无家可归者。2004年秋天，白宫东面不到两百米街角处长凳上，几个喝的醉醺醺的黑人流浪汉乐呵呵地向路过此地的我招手，那是我对美国最深刻的印象之一。后来知道，他们流浪不是因为没房子住——政府已经给他们提供了住房，而是因为他们选择了这样的生活方式。任何一个社会总有这样一群人，他们逃避世俗生活，或者，他们的个性就是任意放纵，政府给他们提供食品券，他们拿来换酒喝，给他们房子他们也不住。他们是这个国家的负担，一个不能抛下的负担，但其实，他们又何尝不是这个国家的财富，在这世上，没有他们的流浪，怎能有万家灯火的温暖。

离白宫如此之近的地方居然有这样一个“脏乱差”的角落，有这样一群流浪汉，这恐怕北京的某些官员和城管难以理解的。奥运前，我居住的小区内部，一遍又一遍，城管和警察浩浩荡荡开进，摊贩们的三轮车、煎饼、桌椅板凳被粗暴地甩到卡车上，那一刻我很能理解退伍军人崔英杰，他愤然杀死了城管队长。脏乱差，这是我作为海淀区人大代表经常听到的一句话，代表们干不了别的事，站在权贵的立场上，清理这个社会上最弱势者，似乎成了最有成就感的选择。

在去纽海文北部的汉姆扥小镇上，公共汽车里几乎都是黑人，他们的神态安详。这一带生活着大量的黑人，他们中很多居住在政府提供的公租房里。我碰到一个公益组织的志愿者，他们的工作是协助政府把原有的公租房拆除，重新建房并向社会出售，把公租房混入普通住宅，是为了避免居住公租房里的人感到歧视。

也许，这有点过于政治正确了，就像美国街头每一个广告，画面上如果有三个人，其中一定有一个黑人，如果有四个人，还一定要加上一个亚裔黄色面孔。但遥想一个被歧视种族的心酸耻辱历史，我能理解这里近乎偏执的政治正确。也就在那一年秋天，一个没有任何家庭背景的年轻黑人当选参议员，他的祖先在非洲，四年之后，他成了美国总统。

其实，白宫旁边和北京南站的流浪者不一样，对于北京南站的流浪者而言，流浪绝不是一种浪漫的生活方式，他们有自己的家，他们来到国家的首都是为了寻求内心的正义。在白宫前我只见到过一个和北京南站相仿的流浪者，那位老太太在白宫南草坪上搭起帐篷抗议美国没有民主和自由。

三

这世界上恐怕没有一个城市找不到脏乱差的角落，当然平壤可能除外。2008年7月，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东端一群无家可归者正在吃饭，那是慈善组织定点供应饭菜的地方。而在几个街区之外，警察局门前数百黑人排成方队正在集会，这些非法移民要求居留权。

他们的故乡在非洲，那是一个由大峡谷、赤道雪山、撒哈拉沙漠、卢旺达种族屠杀和曼德拉构成的象征着贫穷饥饿但也有人性光辉的大陆。如果不是作为占领者，他们有资格来到富庶的欧洲吗？可是，他们来了，他们偷偷越过边境，潜伏在这个梦想的国度。

直到有一天，这个国家开始清理没有户口的外来者。巴黎北部一个小城市里有一个非法移民教师，按照新的规定他必须离开，这里的市民和市长一起给中央政府写信挽留，这跨越国界和种族的爱最终挽留了他。同时在巴黎，那些违法者开始站出来，站到警察局门前。古老的欧洲，你终究无法摆脱非洲，无法摆脱这个星球上的贫困。

没有人知道我们时代距离大同世界还有多远，但相信总有一天，种族差异、国家边界会成为历史。国与国之间，当我们意识到差距的时候，已经无可救药地连在了一起。无论哥本哈根会议上的争吵多么让人心烦，战争的硝烟正在散去，人类从遥远的童年一路蹒跚走来。巴黎无法摆脱让一些人心烦的外来移民，因为我们都是人类，内心都有莫名的关爱和同情。

四

孟买泰姬陵酒店面朝大海，这个南亚国家最繁华的都市最繁华之处，大门前马路对过就是烤饼的摊贩，富人悠然在此散步，穷人蹲在小板凳上吃烤饼也乐在其中。再往不远处就是渔家的破房子，没有城管来清理他们。

达拉维的脏乱差就更不用说了。这里是孟买著名的贫民窟，数以百万的人聚居在这里。很多中国人带着嘲笑的心态参观这里，其实他们不知道，这里很多住户都是拥有房屋产权的，他们住在这里，在南部城市中心区上班。政府没有把这里作为丢面子的城中村治理掉。

但是，在这片自由得有些懒散的土地上，我还是碰到了激进的革命者。德里一个大门敞开的饭馆里，几个毛主义者对我们这些来自中国的革命同志似乎有些失望，因为我们支持改革开放这些年带来的进步。在他们看来，印度是一个糟糕得一塌糊涂的国家，腐败、贫困、不公正、虚伪的民主等等等等。但说实在的，在和很多印度人深入聊天之后，在走过了最贫困的乡村和最富裕的城市之后，你会知道印度革命者最主要的社会土壤是缺乏社会保障，给人自由是不够的，人还需要结果上的平等。这个曾经执着抗拒现代文明，梦想自己生活在大农村的古老文明，几十年之后的1991年，终于被拖入现代文明的潮流，汽车、三轮车、卡车、骆驼一起涌上正在拓宽的印度特色高速公路。但是，从经济发展到社会保障建立不知道还需要多久。

在一个关于中印对比研究的讨论会上，我提出北京也有贫民窟，如果不是亲自带领大家来到六郎庄，几位在场的中国学者不相信北京也有贫民窟。这个原住民只有四千多人的村庄里居住着五万多在中关村打工的城市贫民，每天早晨和傍晚，成千上万的自行车像迁徙的候鸟，在繁华的中关村和贫民区之间涌动。可是，这里将要被拆掉了，2010年，据说北京要拆掉50个城中村。这片土地上为什么不发生革命呢？其实中国不乏毛主义者，只是这个严格管制的社会里他们没有枪而已。我的同胞，他们除了跪国旗、跳金水河、喝农药、自焚之外还能做什么？我们一直反对革命，可这几年我更能理解那些革命者了。

五

这个冬天太冷了。虽然每一个冬天南站附近地下通道里都会住满人，虽然我知道这背后漫长而残酷的历史，但是，我还是无法忍受一个孩子出现在这冰冷的通道里。

他大概五六岁，脸红红的，双手捧着方便面搁在嘴边，简单而无助的眼神。谁家的孩子，我大声问。一个大约五十多岁的矮个子男子出现在眼前，讲述家庭的悲惨遭遇。我没心思听，心里有些愤怒，为什么带孩子到这里来，为什么不让孩子上学。

男子几乎哭出来，说这孩子是从垃圾堆旁捡来的，送到医院做过两次手术，自己的妻子被人打死了，没办法才把他带在身边。这才注意到，原来这孩子先天唇裂，我无语了。轻轻抚摸孩子的头，而他，此刻无法理解这个陌生人为什么如此悲伤。

孩子，你还不知道，为什么在这寒冷的冬天，你和父亲要流浪在这桥洞下。你不知道还有比方便面更好吃的东西，你不知道在这世上，人与人之间有着与生俱来的差异。你还不理解，因为一个人长得丑，并且出生在贫穷的人家，就会被父母抛弃在垃圾堆旁，因为一个人性格倔强，无法忍受特权腐败也无法顺从作为卑贱者的命运，就会被这个社会无情抛弃。

给你一点钱买点吃的，孩子，你不知道，这群陌生人来到这里，是为了告诉你，无论这个国家有多么冷漠无情，请你不要心生怨恨，在这个专制历史阴霾笼罩的国度，其实每一个人内心都有着和你一样的脆弱，和你一样的渴盼。

六

接到刘先生的电话，包括那个我们见到的孩子，一共五个孩子已经被安排到通州区的一个寄宿学校。过几天我和志愿者一起送他们去上学。

这个冬天太冷了。最近我已经两次听到从北京南站传来死亡的消息。那个山东菏泽人，几天前还在网络上留下了照片，那天我们来到南站，公交车旁边的角落里还有他们凌乱的被褥，他死的那个夜晚，睡在身边的同伴不知道。

那些执着于内心正义的人们来到这繁华的都市，因为寒冷或者疾病，在这破败的角落里悄悄死去。孙志刚、唐福珍、李淑莲，还有这位不知名的先生以及上访村千千万万心怀盼望的人们，或许他们就是传说中的牺牲者，在一个正义的社会秩序到来之前。在这世上，每个人都扮演着自己命定的角色，在通往正义的道路上，他们是殉道者，尽管也许他们自己不知道。

我们是幸运者。在这世上，上帝赋予每个人不同的角色，并且在复杂矛盾的人性中赋予某种倾向——聪明或者愚钝，勤劳或者懒惰，倔强或者顺服……于是构成了这纷繁复杂的人世间，有富人有穷人，有健康人有残疾人，有权势者有无权者，但上帝给了我们每一个人慈悲的心，于是我们看到这世上遍布的志愿者伸出温暖的手臂。上帝也给了我们每个人内心正义的执着，在房价飞涨的背后，我们也看到这个国家满街干柴一样的愤怒，并且我们能够期望在不远的将来，正义会以某种方式实现。佛说，那是因果。

我们是幸运者。这个冬天，我们不仅拥有温暖的房屋和粮食蔬菜，我们还拥有这美好奉献的机会，一个自我救赎的机会。爱，是生命永恒的主题，我们没有能力给他们渴望的正义，但我们至少可以给他们一点温暖。

2010-1-11